歐陽逢康(筆名「十一劃生」):南巴大戰與五十年代香港

2021-02-19
歐陽逢康
香港足球史學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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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以前香港足球的黃金年代,一定會提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南巴大戰」,大家談論的焦點通常是這些「世紀大戰」在社會中掀起的熱潮,例如賽前球會中人如何躱起來避開「撲飛」(奔票) 的親友,球迷怎樣通宵達旦排隊買球票,球賽當日怎樣「萬人空巷」等等。

但為什麼南巴大戰這樣扣人心弦?為什麼巴士能夠挑戰南華?且看1950年代各球會的聯賽成績,南華當然是班霸,十屆拿了八屆冠軍,巴士只得過一屆錦標 (東方取得另一屆),實力似乎相差甚遠,但細看那10年巴士的聯賽排名,除一屆冠軍外,有三屆亞軍,三屆季軍,以整體成績來說,巴士其實在各球會中排名僅次於南華,而在傑志、東方之上,所以最有力威脅南華的就是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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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1950年代華隊四強的聯賽排名。)

這年代的巴士足球隊,在九巴創辦人雷瑞德及其弟雷瑞熊,以及另一創辦人鄧肇堅等人的領導下,人才濟濟,前鋒方面,綽號「顛馬」的中鋒鄧宜杰和「釘仔」劉志霖,均曾兩度成為神射手 (雖然劉那兩次是離開巴士之後的事),其他還有「大喪」周少雄、李大輝、司徒文司徒堯兄弟、林錦棠、中後場有「長人」劉添、隊長鄧森、李春發、馮坤勝、孔慶煜、羅北、門將衛佛儉等,均為一代名將,多次代表香港或台灣出席國際賽事。

巴士人才之鼎盛,甚至可以在1956年引進升降班制度之前的兩三屆,同時派出三隊球隊分別參加甲乙丙三個組別的聯賽 (二戰前的南華才有此能力),而且成績斐然,例如1954-1955年這屆,甲組巴士雖然只獲季軍,但囊括了乙丙兩組聯賽冠軍。不但如此,巴士甚至向友會借出「過剩」的球員 (未成熟的新秀和過氣球星),稱為「巴援」 ,例如1954-1955年那屆,便借出阮焯堃、關景申兩位球員予人手不足的東方。

除了實力雄厚之外,巴士球員每次對著南華都特別賣力 ,令到球賽高潮迭起,尤其是當兩隊在聯賽爭標形勢緊湊之時,南巴大戰更加精彩刺激,令觀眾看得如癡如醉。最佳例子是1950-1951年的聯賽,最後兩隊同分,舉行了兩場附加賽才分出勝負,結果由南華奪標 (2-2, 4-1),這兩場賽事是香港足球史上最膾炙人口的經典賽事之一。銀牌賽方面,兩隊在1951年、1957年和1958年三次爭奪銀牌冠軍,結果南華勝出兩次,巴士一次,都是精彩百出。

細看那年代南巴交戰的成績,會發現其實巴士敗多勝少,由1947年巴士加入甲組開始,直至1950年代末,一共13個球季,這對歡喜冤家在聯賽和銀牌兩個主要賽事裡面 (不計算華協杯、木盾賽、夏令杯、慈善賽等賽事),相互比賽35場,南華勝23場,巴士勝8場,有4場平手,大致上是南華勝3場,巴士才勝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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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南華巴士於1947-1960年在聯賽和銀牌賽事中對壘的場數和結果,當中不包括1948-1949年南華B隊對巴士的成績。)

原因之一當然是巴士雖強,南華更強,南華擁有三、四條「烟士」(姚卓然、莫振華、何祥友、黃志強) 不用說,還有球王李惠堂之子李育德 (三屆神射手),中場有當時全港最佳翼衛唐相 (1955年德臣西報最佳球星)、高保強、宋靈聖,後衛有劉儀、郭錦洪,門將鮑景賢、劉建中等,粒粒皆星,球隊實力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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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南巴大戰中的周少雄和劉志霖。)

原因之二,是巴士本身的問題。巴士是一支很奇怪的球隊,雖然年年猛將如雲,但演出和成績卻總是不符預期。更加耐人尋味的是,縱使是紅極一時的名將,加盟巴士後其表現都會大不如前,判若兩人 (例如全港最佳左中衛馮坤勝、曾在南華演出優異的司徒文),何以如此?

查那年代的香港足球還是業餘制度 (雖然被指實際上是半職業),球隊在結構和財政上可分為三大類,其一是行「老細」制度的,由富商班主負責球隊經費來源,給予球員的車馬費及其他報酬十分可觀,但不負責球員的職業,其二是軍方和政府部門、公共機構的球隊,由各該部門或機構負擔經費,但球隊由本身人員組成,其三是「兄弟班」,是那些並非第二類而又找不到金主的球隊,便由門票收入支付球隊開支、球員車馬費。

南華是第一類,巴士是第二類,加入巴士足球隊的,巴士公司都會為他們安排工作。根據當年球壇的分析,巴士球員經常演出失準的主要原因,除了訓練和排陣等技術性問題外,巴士球員為工作多於踢球是最基本的因素,這心態與那年代惡劣的社會經濟環境有關。

二次大戰結束後,很多逃到外地避難的香港居民「回流」,隨之而來的內戰和1949年政權易手,造成大量內地居民遷港,又適逢1950年代的嬰兒潮,香港人口在這期間激增,從1945年至1955年的10年間,由60萬增加三倍至255萬 ,港九新界寮屋遍地。令形勢更加嚴峻的是,1950-1953年的韓戰導致西方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採取戰略物資禁運,大大打擊了香港的轉口貿易,雖然製造業這時開始迅速發展,但又要面對其他國家 (例如日本) 廉價貨品的激烈競爭 。

香港大學於1955年發表的香港生活費用調查報告顯示,香港勞工階層生活僅免於捱餓,兩頓粗茶淡飯,已花去了香港工人收入的大半,衣食住行之外,餘下的錢,只夠一個孩子上學10天的費用,一個五口工人家庭,每天只可吃上二兩猪牛肉 。人口激增加上經濟衰退,這年代香港人浮於事,普羅大眾生活艱苦,但求有一份工作已心滿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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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的石硤尾寮屋區大火。根據政府統計,1956年有還有30萬難民和寮屋區居民有待安置。)

另一方面,激增的人口對香港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造成巨大壓力,公共交通是其一,加上新界的發展 (1950年代初林錦公路、粉錦公路和荃錦公路建成 ),巴士公司需要大幅增加車輛 (1949年在九龍引進雙層巴士 )、班次和路線,自然需要更多人手。很多球員樂意加盟巴士足球隊,是想獲得一份長遠穩定的工作 ─ 有坐在辦公室填寫月票資料、登記車輛與票數的,有在巴士站頭當站長的,也有在巴士上面售票的 (當年用人手售票)。

巴士公司的政策是,這些球員比賽和練球只能在工餘時間進行。他們下班時候已很晚,還要怱怱趕去球場,在巴士上售票的尤其辛苦,整天要紮著馬才能在搖動的車上站穩,下班已筋疲力盡,更加影響他們在球場上的表現;後來巴士公司調整踢球員工的工作時間,讓他們早點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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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巴士售票員每天在車上紥馬,工作辛苦,負責售票的巴士球員下班後又要趕去球場練球或比賽,影響演出。)

巴士足球隊當然希望球員落力比賽,但球員珍惜在巴士公司的工作多於足球上的前途,雖然有些球會願意給予球星十分豐厚的車馬費,但球員黃金時期有限,巴士球員的心態是以工作為先,最重要是做好這份工,是為職業而踢球,球場上的表現是其次 。

南華新進守門員劉建中曾於1955年被傳有意轉會巴士,當年報章引述他說:為了得到巴士公司的工作,他不介意被派到乙組比賽 ,只不過後來「跳槽」没有成事。很多球員為了得到一份職業而對巴士足球隊趨之若鶩的情況,反映出五十年代香港人為生活打併的困境。

踏入六十年代,巴士足球部主任「熊爺」雷瑞熊淡出領導層,球隊亦隨之淪為「中型班」,除了1966-1967年那屆再獲一次甲組聯賽冠軍之外,對南華已再無威脅,「萬人空巷」的南巴大戰已成歷史陳蹟,而香港社會亦進入一個政治動盪、但經濟穩步成長的新時代。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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