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舊制度、大革命與深水區

2021-05-03
袁彌昌
香港大學政治及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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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出台,中央對今後的治港方向和須處理的問題相信已有腹案,這一系列問題表面上是政治和經濟問題,但深層次來看全屬體制問題,涉及各階層的利益再分配,觸及一些根深柢固的既得利益。不改革則已,一改則牽動各方神經,這種情况就是國內常聽見的「深水區」,意思是重點時期到了,阻力每每會更大,但水底的石頭卻已摸不着。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2013年通過,其時有評論提出「改革進入深水區,各種利益矛盾更加複雜,各種社會問題更加突出,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目前香港及一國兩制正在進入這種時期,如履薄冰,在決定下一步之前,有必要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而面對這種敏感複雜的狀况,《舊制度與大革命》可為我們帶來一定的啟示。

恨錯難返的一國兩制「舊制度」

《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是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一部描述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的歷史著作,作品分析了產生法國大革命的成因與社會力量。托克維爾在該書中的最重要洞見,就是指出了路易十六的統治要比路易十四寬鬆得多,人們也覺得自由得多,甚至該時期還是法國的最繁榮時期,並已開始改革,卻偏偏爆發了大革命。簡單來說,正是改革步入深水區後,激起了社會矛盾,令大革命的到來成為歷史的必然。

回到香港這邊,香港一向以自由、法治、廉潔著稱,也毫無疑問是個先進城市,但回歸後政治與社會矛盾不斷湧現,最後更爆發了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當中成因,筆者也在不斷反思。

綜觀不同指標,筆者認為較科學及具參考價值的還是《經濟學人》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2014年3月,香港在該排行榜中排首位,其富豪財富佔GDP的比重接近80%,排名第二的俄羅斯只有約20%,可見問題之深重。

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重要性,在於它反映的肯定不止是單純的政治與經濟問題,而是明顯指向體制問題。

我們也清楚,問題的源頭在於北京為確保香港平穩回歸,積極統戰和拉攏商界精英,令港英時期的官商共治結構在香港回歸後得到承襲甚至強化,商界精英依靠北京賜予的特權尋租、分利,在陸港兩地市場通吃,卻使香港深層次矛盾在政經的扭曲下愈演愈烈。

與此同時,「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等政策令政府長期缺乏調節和扭轉局勢的能力,只能不斷延續向商界傾斜、對經濟干預最小化的政策。到後來香港成為全球自由經濟的「燈塔」和新自由主義的門徒,更名正言順地將「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能創造出最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利益」這種意識形態奉為圭臬。

香港回歸後實質淪為封建社會

因此,很不幸地,裙帶資本主義、有缺陷的一國兩制實踐,以及「小政府」的局限主導着香港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令香港社會呈現了1960年代一句諺語的情况:「對富人執行社會主義及對窮人執行資本主義」(”Socialism for the rich and capitalism for the poor.”),令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如果依照以前的說法,回歸後香港實質上淪為了一個封建、世襲和人治的社會,導致「政」與「治」兩者的分割和剝離──只剩下利益分配的「政」,卻不見治理。

之不過,幸虧香港和國家經濟基調良好,經濟持續發展,非精英的日子還算過得去,但這樣卻漸漸符合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提到的「經濟的繁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的情况。事實上,當時法國社會階級極不平等,貴族及教士擁有最多的土地,生活奢侈,卻能免於稅項,並手持最多政治特權。而資產階級如醫生、律師、商人、廠主等,他們聰明、富有,但無任何社會及政治地位,更不能成為政府官員──雖然時代不同,但這種積重難返的裙帶資本主義,與香港的情况,可謂如出一轍。

當裙帶資本主義完全滲透到政府、政治和媒體的時候,也意味着這些關係已到了扭曲經濟和社會的地步,從而不斷破壞原本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理想。各種因素的積累與交纏,令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成為歷史的必然,而且不一定以經濟不滿的形式爆發。

改革很可能將「久突不破」

筆者相信中央已深切了解香港裙帶資本主義的狀况,並決心破除體制積弊,但奇怪的是,北京給香港的新選舉制度安排,卻恍如回到了「舊制度」:作為法國大革命的成因之一,當時的法國國會三級會議由3個部分組成,分別是教士、貴族及平民(即「第三階級」,主要是中產階級)。每級各有一票,所以教士和貴族擁有兩票,但第三階級只得一票,惹來中產階級的不滿,要求將三級會議改制為國民會議,實施君主立憲,遂成為了革命的導火線。

反觀香港的新選舉制度(選委會40席、功能組別30席、直選20席),結構上與三級會議相近,但實際上比每級各一票更為傾斜。筆者不是不知道北京有其政治安全的考慮,但將一個完全是「舊制度」的產物放在新制度裏,對今後改革將相當不利,這也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的常見情况──由於觸動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就會放緩。

國內經驗亦顯示,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久突不破」就是政府主導型改革的必然結果。

除了上述選舉制度設計與改革的內在矛盾之外,現在北京更將難度提高,讓本來的「封建」力量,反過來權充改革進步力量,那跟叫貓不吃魚而改吃骨頭一樣,是不可能的事。近日我們看見建制派紛紛搶位、卡位,又哪有絲毫「愛國者治港」之心?即使勉強成功,正如托克維爾所指出,在法國,不論革命之前或之後,人們始終依靠中央而不是主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活躍;政治重心在一個只對君主負責的混亂官僚制度中──改革後的香港最多亦只會變成這樣子,精英們斷不會出現中央所希望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此下去,恐怕一不小心「愛國者治港」將變成「愛國者誤港」,一國兩制亦將可能長期處於破立不定、進退維谷的窘况。

 

文章原刊於《明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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