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瀾昌:香港「去殖民化」重在公務員,下任特首要有改革魄力

2021-06-11
劉瀾昌
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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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新的薪酬趨勢調查報告顯示,薪酬總趨勢是輕微下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多種因素,最終做出凍薪的決定。如果嚴格按照原則辦事,公務員總體薪酬應該是向下微調的。當局說考慮多種因素,其實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的「公務員士氣」。君不見,從來沒有一個所謂的公務員團體出來,表示「要與市民共度時艱」,倒是那個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跳出來為「自己友」揮利益。市民的反應,「早就預咗啦」,不要「旨意」佢哋,不要求加薪已經偷笑。政府「錫住」公務員,香港無前途。

事實上,政府機構在抗疫中的表現真的「麻麻」,動不動就「居家工作」,不顧及市民的正常服務需求。筆者去續車牌,往常最多排一個小時就辦好,可是運輸署以實行「居家工作」為藉口,一擺手就被拒之門外要回家提前預約。可以算算,疫情期間,他們少返多少工,還好意思要照顧「公務員士氣」?為什麼不先想想如何服務好市民?

最可笑的是,據調查,全港只有不到二成教職員接種新冠疫苗,醫管局8萬多醫務人員才2萬多打了針。為什麼不按全世界通行的做法「護己為人」呢?可以說,這個數字也代表全港公務員接種不高的比例。嚴格說,第一,他們沒有履行公務員的職責,沒有起碼的責任心;第二,他們也沒有社會公德心,作為公務員應該比一般百姓有更高的道德水準,但事實是平均水準之下;第三,他們屬於「無文化」,全世界都知道打疫苗是好事,他們竟信不實資訊而「不敢」打,多麼荒唐。

由此,不由想起近日聽到將新加坡與香港「去殖民化」的比較。近幾年,也有香港媒體將香港與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做對比。新加坡於1965年建國時,李光耀把英國人留下來的公務員重新梳理一番,對他們的身份進行嚴格審查,並進行培訓,最後要求所有公務員宣誓效忠新加坡。有評論文章指,李光耀採用的是「自主創新」模式,有機整合了東西方制度的精粹。

討論中,還透露出一個資訊,當下的新加坡領導人告誡香港人,「公務員治港」絕對是失敗的,不能再讓公務員擔任香港最高長官。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愛國愛港,也不是說他們沒有保留英國制度上好的因素,但是他們的長期訓練培養出一種「歷史包袱太沉重」的思想,他們既難以跳脫舊有的習慣思維,也難以改革同僚的陳規陋習。這是「歷史的不幸與悲劇」。

筆者記得回歸之初,內地組織官員到香港輪訓,為了更好與國際接軌。那時,香港公務員有三頂桂冠:第一,是有國際視野,懂得國際規矩;第二是廉潔,從上世紀「廉政風暴」後訂立很多很細的有效制度;第三,高效、執行力強。

但是,很快「效率」丟了。2002年年底,朱鎔基總理訪港,在沒有讓一旁的中央記者迴避下,對曾蔭權說:「你們做事也不過如此。」之後,他更公開批評「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當時,有說這是指董建華先生,但那時董生指揮得動嗎?就是到了今天,香港的「AO黨」還在橫行。大半年前,民政局長會見有關社團和學者,很支持他們提出搞一條「香港抗戰文物徑」,但是說完也就完了。許多經過政府「熱廚房」的高官都知道,「人家是聽常秘的」 。

應該說,香港政府的清廉總體上還是保持得很好,這有賴於制度定得細,小至請客送禮都有金額限定,而且關鍵是有罰則。但是,這也被曾蔭權和許仕仁「破窗」了。也許,這個事「兩睇」,說明廟堂之上還是有蒼蠅,但是官至特首政務司長也會被繩之於法。

然而,香港公務員最為人詬病的是「打工文化」。曾蔭權以「打好這份工」作為特首的競選口號,可說是這種文化的集中體現。他一方面自詡為政治家,一方面又將做特首隻看作「一份工」。政治家和打工仔,怎可能在同一層次?問題是,不但曾蔭權的身邊人至今不認為這個口號是錯的,反而認為是「入腦」的,是公務員和一般百姓認同的,可見,「打工文化」 在公務員隊伍中也是「刻骨銘心」的。

其實,香港公務員的「打工文化」是殖民地文化在管治架構中的體現。香港人能夠進入港英的施政架構,不就是打工嗎?首先就是執行好,執行好了可以升職加人工,僅此而已,難道還能思考到如何延續英國人對殖民香港的大事嗎?

在「打工文化」之下,也派生出香港公務員的「卸膊文化」(能推就推,能卸就卸),尤其在政治風雲突變之際,明哲保身是護身符。所以,也反襯出香港警隊在「黑暴」期間勇敢執法的不易。

「打工文化」加「卸膊文化」,如何有效率?做一個「明日大嶼」真的要20年嗎?人生有幾個20年。未來5年,是決定香港生死的5年。香港政治大局已定,下一步就是經濟民生做嘢啦,不去掉施政隊伍中的殖民文化,不破除「打工卸膊」心態能行嗎?下一屆特首,要選一個不但不會「錫住」公務員,還要敢於改革的人,這樣香港才有希望 。

 

文章原刊於《獨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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