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蘋果》停刊後的港媒定位

2021-07-05
戴慶成
學研社召集人、福山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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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創刊的《蘋果日報》,可說是一家令人又愛又恨的香港報紙,過去26年對香港以致兩岸四地的傳媒生態影響深遠。由於創辦人黎智英一直高調參與政治,該報上周迫於政治壓力停刊後,有關傳媒與政治之間應該保持什麼關係的話題,連日來也引起許多人討論。

香港報業史可以說始於1840年代,當時正值鴉片戰爭後,一些西方傳教士前赴香港,辦報弘揚教義,但早期出版的都是英文報章。直到1853年《遐邇貫珍》創刊,才是香港第一份以中文為主的報刊。

《遐邇貫珍》由西方宗教教育團體創辦,每月一期,目的是向中國讀者介紹西方。所以該報刊每期印3000份,除了香港,也發行至上海、廣州、福州等通商口岸,直到1856年停刊為止。

到了1874年,香港終於出現了第一家由中國人獨立經辦的中文報紙,這就是由王韜及黃勝創辦的《循環日報》。《循環日報》也是中國報刊歷史上第一份「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的日報。

《循環日報》與《遐邇貫珍》一樣,其創辦都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王韜作為創辦人,每天都會撰寫一篇政治評論文章,內容主要是評議時局,鼓吹洋務,倡言變法自強,在中國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開創「文人論政」先河。林語堂也因此推崇王韜為「中國新聞報紙之父」。

可以說,《遐邇貫珍》和《循環日報》正好反映了香港初期報業的兩大特色。一是根據西方的新聞觀,傳媒應該是「依據事實報道新聞」,而早年的香港辦報人卻視媒體為論政喉舌。

二是香港雖然地方狹小,但由於靠近中國大陸,成為許多報章影響中國政治的一個平台。在不同時期,不同政治勢力皆希望通過香港媒體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二戰後,香港多種報刊相繼復刊,繼續保留了香港傳統報章的辦報特色。譬如,戰後中國爆發內戰,國共兩黨就在香港營辦報刊進行輿論戰,左派有《大公報》和《文匯報》,右派則有《香港時報》和《工商日報》。

這個情況直至1997年回歸前,都沒有太大改變,香港一直是不同政團黨派爭奪的「輿論前哨陣地」。香港新聞自由長期以來相對寬鬆,成為150多年來一塊特殊的「新聞綠洲」。

1997年回歸中國後,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和以往一樣,不同政治理念光譜的傳媒也繼續百花齊放,形成左中右並存的局面。親中的有《大公報》和《文匯報》,信奉西方理念的則有《信報》和《明報》等。

黎智英在1995年創辦《蘋果日報》,以政治挂帥,其實也是延續了香港報業的傳統特色。唯一不同的是,該報對政治的介入程度更高,包括旗幟鮮明的反共,經常直接公開號召港人上街,參加反對北京及港府的抗爭活動等等。

我和《蘋果日報》直接的接觸不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2006年新加坡首份免費報紙《我報》創刊前,我陪同總部同事到《蘋果日報》訪問和交流。

當時《蘋果日報》社長是知名文人董橋。對於遠道而來的新加坡同行,董橋和《蘋果日報》管理層非常熱情,特地請我們留下吃飯。大家在飯桌上觥籌交錯之際,自然也談到了《蘋果日報》的前景。

當年香港特首剛好是曾蔭權,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達七成。《蘋果日報》不諱言,這段日子是反政府的低潮,報紙銷量跌了不少。一位《蘋果日報》高層說:「但我們仍會和中共鬥爭,看誰更長命。」

《蘋果日報》高層如此樂觀,因為回歸後北京當局基於「一國兩制」的緣故,保留了英國留下來的新聞自由傳統,繼續讓香港媒體可以自由地批評中國政府。《蘋果日報》雖然長年不為中共所喜,也成功逃避了當局扼殺。

然而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管理層忽略了一點,北京可以容忍香港媒體反共,但前提是要尊重一國兩制,不能脫離北京的管治。這也註定了港獨勢力在2014年「佔中」壯大以後,《蘋果日報》的生存空間也越來越小。特別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過後,當北京在香港的權力受到直接威脅時,《蘋果日報》便成為北京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釘。

如今北京透過《香港國安法》整頓壹傳媒集團,迫使《蘋果日報》報社熄燈關門,自然是意料中事。《蘋果日報》的停運,也意味着香港報業近200年來成功塑造的「輿論自由平台」特色,從此不再復見!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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