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前總編王向偉訪談錄

資深媒體人王向偉揮別一線新聞報道，投身新聞教育
 
編務顧問王向偉告別南華早報之際，接受了執行總編周松欣的專訪，回顧了三十多年的新聞生涯，分享了對中國政治和香港前景的看法，也透露了自己下一步的職業規劃。
 
問：過去三十年，你一直在報道中國，見證了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及全球影響力的提升。中國剛剛完成了中央領導層的換屆，你認為這次換屆對中國及世界意味着什麼呢？

答：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再次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開始了他第二個任期，並宣布他領導的中國邁入了新時代。當時，他才剛剛被確認為黨中央的「核心」，時間也就一年而已，而史無前例的反腐運動已進入了第五個年頭。反腐運動不僅遏制了嚴重的腐敗現象。

反腐運動不僅助他迅速鞏固了權力，還為他贏得了民眾的支持。五年前，為了搭建他第二任期的領導班子，據信還得徵求其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意見，也不得不考慮黨內其他派系的利益。

十月份舉行的二十大，才真正標誌着「習時代」的來臨。新一屆中央領導的人員構成表明，習近平已掌控一切。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是他選拔的人。他還打破了所有的常規和慣例，包括為實現領導層換屆制度化標準化而設置的年齡限制。

隨着李克強總理、四號人物汪洋及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的出局，胡錦濤的共青團派系遭有些媒體所形容的「團滅」，江澤民「上海幫」的勢力也被大大削弱。習近平還突破一貫做法，把外地領導空降到上海，來主政中國這一最為重要的金融和經貿中心。

習近平的支持者認為，現在黨內清一色都是習的人馬，再無其他派系之說。這真的意味着黨內派系政治的終結嗎？現在恐怕還不能下這樣的定論。正如毛澤東所講，「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習近平強調忠誠而非慣例及多元的另一例證就是，幾十年來，首次出現這樣的情況，即24名政治局委員中居然沒有女性。同時，他已不再像五年前那樣，徵求已退下來領導的意見，而是獨自決定新一屆領導層的人員構成。他反覆強調紀律和保密，意味着他可以一直保守新一屆領導層名單這個秘密，在最後公布之前，他人無法知曉。

這就不難解釋10月23日新一屆領導班子亮相時，就連很多密切關注中國政治的人士也都大呼沒想到。年輕官員進入了最高領導層，但並沒有明顯的接班人。顯然，習近平認為，現在沒必要，也不急於指定接班人。這次他輕而易舉再次連任，似乎可以說明他有意再幹至少十年。

對中國來說，這是好事嗎？習近平的支持者認為，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中國需要習近平這一堅強有力的領袖，帶領中國前行。但按照中國的政治體制，領導人一旦坐到最高位置，約束制衡機制本來就弱。而新一屆領導層的結構，可能會成為一個迴音室，進一步削弱制衡機制，可能使集體領導製成為歷史。

但也必須指出，習近平擁有了絕對權力，那麼隨之而來就是，他也應承擔無限責任。迄今為止，人們的主要關注點是他鞏固了手中的權力，其實更應關注的是，他會如何行使權力。

在二十大報告中，他承諾到2035年，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2049年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之時，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與西方民主國家的選票政治不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源自於能否兌現承諾，否則將喪失人民的支持與信任。縱觀中國歷史，不乏統治者因失信於民而招致災難性後果的例子。

 
問：中國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認，中國正面臨日益複雜的外部環境和人口加速老齡化。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對未來前景的不確定性也在增加。美國及其盟友在竭力扼殺中國的科技行業，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地位。你是否依然認為，中國的崛起仍不可逆轉嗎？中國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嗎?

答：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描繪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美好前景。他表示共產黨執政和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必由之路。然而，在中國崛起「不可逆轉」的樂觀情緒的背後，也醞釀著一種危機感。

最新數據顯示，第三季度中國經濟或已反彈，但復甦勢頭能否持續仍難以確定。今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為3%，遠遠低於政府設定的全年增長5.5%的目標。鑒於嚴厲的新冠肺炎防控措施、消費者信心崩盤、私營經濟舉步維艱以及房地產市場大跌，人們對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的前景也越發的悲觀。

其實，中國的經濟之痛多數屬於自作自受。其旨在縮小貧富差距的「共同富裕」運動，以及旨在糾正民營經濟領域無序擴張的監管行動，其用意都是好的。但這些措施的實施方式，着實令海內外投資者膽戰心驚。
另外，習近平還反覆強調自力更生，要有應對最壞情況的底線思維，並警惕來自外部隨時可能升級的打壓遏制中國的企圖。

中國與西方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增加。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中，已顯露出了一些蛛絲馬跡。報告中，他提及「安全」一詞的次數遠遠超過了「經濟」。而中國領導層的這次換屆，可謂是典型的暗箱操作，更令投資不安。

這引發了對中國關於改革開放承諾的擔憂，並開始懷疑中國是否仍是投資熱土。這在幾年前，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值得稱讚的是，時隔三年之後，中國終於邁出了試探性步伐，逐步對外打開國門。過去近三年里，中國實施了近乎嚴苛的疫情防控措施，外防輸入，使得中國幾乎與世隔絕。二十大之後，中國正準備恢復國際交往。從11月份起，包括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內的多位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及國際組織領導人訪問北京。

預計習近平也將飛赴印尼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並可能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此外，從下個月開始，中國航空公司也將恢復更多的國際航班，中國還很可能進一步縮短海外抵華遊客的隔離時間，從現在的10天縮短到7天。

這些措施令人鼓舞，但仍遠遠不夠。

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中國急需加強對其意圖和政策的宣介解釋工作。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宣傳解釋習近平二十大報告重要性的首場新聞發佈會上，五名高級官員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顯然是在照本宣科，只是大段宣讀充滿行話術語的報告內容。

現在的問題是，既然習近平已把自己信賴之人安排進了最高領導層，他會放權讓「候任」總理李強在內的領導層來主導制定和執行政策嗎？

一個有關的問題是，即將於明年3月宣誓就職的李強內閣的能力如何。在李強升職後，人們就開始議論他的資歷和能力。與李強有交往的人對他的評價很高，稱他能以務實和改革者心態對待外資和民營經濟。總而言之，李強新內閣必須言行一致，政策上具有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否則的話，對國內政策將致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外部壓力將致中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擔憂，就會與日俱增。

 
問：談談香港吧。你香港生活工作了很多年，是香港永久居民，並將在這裡開啟你新的職業生涯。許多人對香港感到悲觀，準備離開。你認為香港前景如何？

答：我在香港工作生活了近20年，可以自豪地說，這裡就是我的家。但2019年社會動蕩、港區國安法在港實施以及新冠肺炎的防控措施，令這座城市遭遇困境，這都讓我深感難過。

有人對香港的前景感到悲觀，認為香港的作用和地位會進一步減弱，於是成千上萬的人離開了香港。但我認為，香港的基本面和獨特優勢仍在，只是人們不願再討論這些優勢罷了。
對北京來說，也沒有任何政治理由要把香港變成一個與內地城市無異的城市。香港之所以能保持持久繁榮，還有一個很少提及的事實，即如果沒有香港，中國也無法成功。當外部環境對中國有利時，北京需要香港，但當外部形勢對中國不利時，北京就更需要香港了。現在的情況即是如此。

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香港是中國連接世界的唯一窗口。而在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香港則是外資進入中國內地並推動中國經濟騰飛的主要通道。
今天，在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承諾越來越不確定之時，香港能發揮的作用將變得更為重要。

 
問：你的新聞職業生涯，有很長一段是在南華早報度過的。你主導了南華早報從傳統媒體向全球數字平台的轉型。能談談你這段時間的高光時刻嗎？

答：1993年，完成了在英國的學習後，我來到香港，並在1996年入職南華早報。2000年，我升任南華早報中國新聞主編，負責管理中國新聞板塊的報道。2012年，我升任南華早報總編輯，一直干到2015年底。之後，為了能多與家人在一起，我回到了北京，但仍任南華早報編務顧問。

二十多年裡，作為一名資深編輯，我有幸主導了南華早報中國新聞報道的擴張和改革。中國報道一直是南華早報報道的核心部分，但多年來，南華早報慣於用典型的西方視角來報道和審視中國。關注點也非常狹窄，無非就是天安門事件、西藏和台灣問題以及經貿話題。我主導擴大了南華早報的中國報道的深度和廣度，並推動南華早報確立自己獨特的聲音和地位。

南華早報的價值在於，用內幕視角來報道中國。我們了解中國，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我們又沒有義務向北京彙報，也不屬於中國官媒體系。這意味着，我們可以以批判和獨立視角，來報道和審視與中國有關的話題，必須有自己清晰的立場和觀點。

另一亮點就是對南華新聞運轉模式的改革和重塑，為南華早報轉型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媒體平台奠定了基礎。作為南華早報總編輯，我始終堅信數字化才是南華早報的未來。
然而，在開啟數字技術轉型之初，我們必須先轉變心態，改變傳統的媒體運作模式和結構。但由於缺乏經驗，轉型之初我也曾犯錯，但我最終成功地推行了轉型計劃，克服了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巨大阻力。轉型並非易事，但我們的堅持使南華早報成功轉型。

就我本人而言，2014年6月我經辦的一件事最令我興奮。當時南華早報獲得了專訪斯諾登機會。這位前美國間諜在東躲西藏之後，終於在香港現身，並在專訪中透露了很多爆炸性新聞，指責美國政府入侵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電腦和電信網絡。

現在看來，這似乎有點兒可笑。但在當時，南華早報在刊發一系列專訪文章的前一天，第一次在社交媒體發佈簡短報道內容，來吊讀者的胃口，而以前的做法是獨家報道只在報紙首發。這一獨家系列報道提升了南華早報在全球媒體中的地位。

南華早報是亞洲最古老的媒體機構之一，它不僅是新聞和分析文章的傳播者，其命運也不可避免的與香港的命運緊密相連。在新聞報道上，南華早報一直追求卓越，這不僅對香港至關重要，對中國和世界來說也是如此。
 

涉華報道從沒像現在這樣複雜及富有挑戰性。有人說，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在香港報道中國事務已不再可行。你怎麼看？你職業生涯的下一站是哪裡？

我認為，作為中國防火牆之外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現在是，將來仍會是做涉華報道的最佳地點。

的確，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新聞和言論自由就備受關注。北京和港府官員反覆強調，港區國安法針對的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言行，正常的新聞報道只要準確，可照常進行，無需擔憂。我非常高興地注意到，南華早報及其他媒體機構依然在刊髮針對北京的批評性報道，也沒有因此被追究的。

對香港這一亞洲主要的國際金融和經貿中心而言，信息和資訊自由至關重要。從多方面看，香港客觀、公正和持平的媒體，對中國內地來說是有利無害的。

對我來說，離開工作了26年的南華早報，實屬一個艱難的決定。但我覺得，是時候退出忙碌的新聞報道工作，去做我喜歡的另一件事：到大學去教書。

過去29年在香港媒體的工作中，我確實學到不少東西，收穫頗豐。現在是回饋的時候了，我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讓新聞理想之光繼續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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