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關注中產階級
中美關係近年惡化的速度和範圍超出人們的預期，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正在朝敵對和危險的狀態發展。雙方不僅指責對方是泯滅人性的政權，揣測新冠疫情是由對方實驗室泄漏所引發，而且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發生軍事對抗和戰爭的風險也在上升。
兩國都在加大對對方的妖魔化，且沒有收斂跡象。要是相信有什麼簡單方法能扭轉或阻止這種令人不安的趨勢，那是太天真了。正在進行的氣候變化對話，以及呼籲中美就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進行合作，這些都是值得歡迎的進展，但對於雙邊關係的強大的零和看法將嚴重破壞這些努力。在這種不斷惡化的環境下，為中美交往尋找新的推動力變得愈發重要。
共同的國內目標
在審視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的優先要務時，有一個領域具有明顯的共同點，那就是中產階級的發展。“中產階級外交”是喬·拜登總統任內的核心，拜登的高級助手，包括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和國務院政策規劃主管薩勒曼·艾哈邁德，他們經常都在宣傳這一總體目標。拜登政府的四大優先事項——抗擊新冠、重振經濟、改善種族關係和應對氣候變化——說明其政策側重於國內。
事實上，拜登的前任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讓美國再次偉大”和“美國優先”的政策，也強調對中產階級減稅。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努里爾·魯比尼所指出的，當美國的不平等“變得過分，政客們（無論左右）都會變得更加民粹主義”，尤其在採取政策取悅中產階級方面。
對中國而言，自世紀之交以來，優先減貧和擴大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群體”）就始終是一項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習近平主席實現“中國夢”的藍圖，以及最近的“共同富裕”發展戰略，着重點都是擴大中產階級。中美兩國同時都在推動中產階級的發展，這能否成為合作或良性競爭的共同基礎，而不是零和對抗的根源呢？
兩國中產階級地位對比
對華盛頓的外交政策圈子來說，中國中產階級的迅速壯大並未帶來世界和平出現積極變化或兩國互利共贏的希望,反而使人擔心這一進程只對中國有利，甚至可能損害美國的霸權與安全。
然而，將美國自身經濟結構和分配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的簡化觀點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知道，經濟全球化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影響了不同的國家（尤其是不同的社會經濟群體）。正如美國一位高官所描述的，全球經濟格局朝有利於中國的方向演變“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之一”。1979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時，其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約為美國的3%，一個明確的社會經濟“中產階層”在中國幾乎是不存在的。
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目前估計有4億到5億人）享受着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他們擁有私人財產、私人汽車、較好的醫療保健和積累的金融資產，而且有能力支付出國旅行和子女的海外教育。到了2019年，也就是中國啟動經濟改革40年後，它的GDP增長了60倍，人均收入提高了25倍，人均GDP從2001年的約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萬美元，預計2035年將達到3萬美元。
與之對照，美國中產階級卻日漸萎縮，從二戰後佔美國人口的70%降到上世紀70年代初的61%，2000年再降至55%，如今約為50%。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提供的統計，1980年至2014年期間,各收入階層的中國公民都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匪淺，而美國只有頂層那20%的人收入顯著增加，其他所有收入階層則幾乎沒有改善。
近年的一些事件，例子包括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小丑》和《無依之地》等美國影片的受歡迎、公眾對超級富豪精英的怨氣日深（如5萬美國人在網上籤署請願書，稱傑夫·貝佐斯完成太空之旅後不應該返回地球），都說明美國中產和勞工階層的憤怒和沮喪與日俱增。
可以理解的是，中美兩國中產階級發展的不同軌跡，導致一些美國領導人要求中國進行公平的商業競爭，不要在“美國中產階級壓力山大”的時候違反WTO規則。但如果認為美國有關中產階級發展的論述大致要靠在言辭上譴責中國來推動，那未免誇張。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認為，美國應當把注意力放在早該進行的基礎設施公共投資上，而不是指責中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堅稱，美國必須解決國家在“醫療、住房、教育、刑事司法、移民及其他諸多領域”面臨的危機。在他看來，“兩黨日益推動與中國的對抗將推遲這些目標的實現”。
通過共同推動中產階級發展重塑中美關係
中產階級發展這一共同的當務之急可以帶來非傳統思維，幫助化解冰冷的雙邊關係。以下四個因素凸顯了這種方法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1．培養共同身份。由於中美兩國在歷史、文化、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巨大差異，兩國中產階級在構成、世界觀和行為方面都不盡相同。然而，在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欣賞、渴望私有產權受保護、關注全球金融和經濟穩定、更歡迎以推進公共教育、環境生態、食品藥品安全、政府問責制和透明度為重點的政策方面，中國中產人士與美國中產階級是非常相似的。
過分強調雙方分歧導致了“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化，加劇了不信任和對立。可以說，中美關係中的某些緊張和衝突是關注差異的結果。事實上，將關注點擴大到共同身份和雙方的相似之處，將有助於人性化對方，有助於培養同理心和對共同利益的尊重。
2．擁抱民間外交。中美關係太多的時候只是被視為國與國的關係，但它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重視民間外交可以克服對他國的單一認識。例如在教育交流方面，2020年疫情暴發之前，美國大學裡的國際學生中34%（36萬多人）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2021年5月正式開始受理學生簽證申請之後的四個月里，美國領事館向中國公民發放了大約8.5萬份學生簽證。中國學生繼續有興趣來美國就學，反映了中國中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價值觀以及經久不衰的兩國教育文化交流遺產，哪怕是在面臨巨大挑戰之際。
3．將注意力轉引普通人，而不只是華爾街。中美兩國政府並不缺少可以探索經濟合作的領域，但在美國近年的公共話語中，人們傾向於認為與中國做生意主要是為了美國公司的利益，而不是為美國中產和勞工階層的利益。因此，中美雙方都有強大的同一動機，把注意力放在減少美國普通民眾的焦慮，而不僅僅是華爾街上。
更具體地說，正如數十家美國商會所聲稱的，以及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所主張的，華盛頓應當開始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某些關稅，因為它們損害了美國消費者和小企業的經濟利益。至於拜登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計劃，如果只強調同中國的競爭，而忽視雙邊合作的巨大需求，那將是一個錯誤。與此同時，北京方面應該減少對美國輸華農產品的監管壁壘。在技術方面，安全名義下的激烈競爭和限制可能會持續下去，但這不應妨礙為了兩國中產階級的共同利益而去解決對壟斷的合理擔憂。
4．培養穩定與和平的力量。中國哲學家孟子的名言“有恆產者有恆心”，表明特定社會中財產所有權與社會政治的穩定具有相關性。在當代，西方和中國的政治學者都探究過中產階級對戰爭與和平的影響。正如中國著名學者鄭永年最近所言，中國與世界秩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中產階級的持續增長。在他看來，中產階級在任何國家往往都是和平的力量。
有趣的是，傑克·沙利文和薩勒曼·艾哈邁德2020年共同撰寫的報告《讓美國外交政策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指出，冒着對抗風險對中國採取類似冷戰的政策於美國的公眾利益沒有好處。美國最近從阿富汗的倉促撤軍被廣泛解讀為更大戰略轉變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重新聚焦中國，但它的另一動機則是為了國內經濟發展而重新配置資源，以照顧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這一點也不應被忽視。特朗普總統和拜登總統都利用重新定位於國內經濟優先事項，來為他們推動結束阿富汗戰爭辯護。
最後的感想
美國和其他國家一直以來的看法是，中國中產階級的顯著增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他們利用了美國經濟的開放性。這種合理觀點也可以解釋為，正如新加坡著名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深刻指出的，中國人是“把美國的繁榮當成一種資產，它已經幫助並且將繼續助推中國經濟走向繁榮”。
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在日益充滿爭議的雙邊關係中，世界最大的兩個中產階級國家能否摒棄零和思維，攜手尋找共同點，去實現共同的願望。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將給兩國17億人民以及整個國際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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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