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鍾飛騰析中日與大國博弈

202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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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地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鍾飛騰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就中日關係相關議題予以分析解讀。

談及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鍾飛騰指出,可以預期,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上升,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同時也很複雜,並不完全是同一個方向的。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如果中美之間發生大的衝突,日本就面臨選邊站的問題,而且很大可能會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

21世紀以來日本戰略文化加速朝現實主義方向轉型,其聯盟戰略也從自戰敗以來一直堅持的依附美國的單一化聯盟結構,轉向打造以地區大國和結點國家為合作夥伴的多元化聯盟。對於這一戰略變化,鍾飛騰分析,日本主要有四點考慮:首先,這表明日本認為美國國際地位呈下降態勢,特別是應對安全挑戰的能力下降了;其次,國際安全的領域和範圍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單純依靠美日同盟不足以解決這些挑戰;再次,日本也有一種野心,既希望借助於和更多國家達成多元化聯盟關係,擺脫戰後戰敗國身份,也很希望將日本積累這麼多年的硬實力轉化為日本的國際軟實力;最後,日本對中國崛起心存憂慮,因而拉上一些夥伴,在中國外圍打造安全網絡和多邊機制。

鍾飛騰指出,近年來日本強化介入台海問題,其中有對美國壓力的反應,但更多的是體現它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日本認為,介入台海問題,可以更大程度上干預中國崛起。否則,兩岸統一的話,將極大地改變西太平洋的戰略態勢,中國海軍的發展和國土防禦空間將極大地得到拓展。自然,日本並不樂於見到這種局面。

鍾飛騰認為,中日關係從經貿為主、政治為輔,轉向了政治安全關係更加突出、經貿競爭性更加張揚的一種狀態。中日要有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方可在未来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兩國關係。

鍾飛騰,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地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外交、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外直接投資、東亞與美國、一帶一路等。主要學術著作有:《發展型安全:中國崛起與秩序重構》、《管控投資自由化:美國應對日本直接投資的挑戰(1985-1993年)》等。

以下為專訪全文:

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影響將更加複雜

中評社:我們知道,20世紀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其重要動因是基辛格、尼克松啟動“越頂外交”,日本不得不調整對華關係。中美戰略關係的調整,決定性地影響了日本外交政策的風向。如何理解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鍾飛騰:20世紀70年代,出於防範蘇聯威脅的考慮,中美關係進行了大幅度調整,迫使日本改善對華關係。這是國際關係領域大國關係調整影響盟友對華關係的一則典型例子。事實上,當年與中國改善關係的不只是日本,如澳大利亞等也改善了對華關係。這些國家多數是美國的盟友或者與美國關係緊密,美國對華政策改變,自然也給他們留出了改善與中國關係的機會。但是,雙邊關係要改善到何種程度,則要根據本國的能力和發展前景來研判。

顯然,日本政策轉變之快令人側目,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日本缺乏足夠的戰略自主,面對國際政治格局大變動時很脆弱;第二,中國對日本很重要,因而只要美國態度一改變,日本會更大程度地調整對華關係,這也源於日本的國家利益需要,中日兩國是搬不動的鄰居。

可以預期,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上升,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同時也很複雜,並不完全是同一個方向的。一方面,中國實力地位提升,導致美國改變了自尼克松時期以來的對華政策,從過去支持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轉變為選擇性與中國合作,並且打壓的聲勢越來越強。在這樣的發展態勢下,作為美國的盟友,日本對華政策也受到美國打壓中國的影響,出現了與中國疏離的趨勢。

另一方面,美國為了應對所謂的“中國挑戰”,也在放鬆對日本的約束,鼓勵日本發展武力,在地區安全事務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點與20世紀7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當時美國在管控同盟關係時,有一個現在不太被提及的考慮,防範日本再度成為軍國主義國家。而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提升,美國將中國定義為“主要的競爭對手”,甚至一部分美國鷹派還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在這種氛圍下,美國也將加大力度支持日本在安全領域發揮作用。例如,美國不斷表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還牽線搭橋組織美日與台灣地區的三方協作機制等,加大了對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干預。顯然,如果日本在這些方面一意孤行,那麼中日關係就難以恢復到建交初期的良好狀態。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如果中美之間發生大的衝突,日本就面臨選邊站的問題,而且很大可能會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事實上,日美已多次發出這種聲音,例如,去年4月日本首相訪問美國,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寫入有關台海局勢的內容,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首次,自然有很強的“警告”的含義。日本不少政客也表示,台灣地區事關日本的國家利益,赤裸裸地干預我主權。例如,日本政府2020年版的《外交藍皮書》首次寫入了“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2022年4月22日發布的《外交藍皮書》更是將台灣地區列為日本極為重要的夥伴和朋友。

世界格局之變促使日本聯盟戰略轉向多元化

中評社:21世紀以來日本戰略文化加速朝現實主義方向轉型,其聯盟戰略的選擇出現了新的變化,即著力改變自戰敗以來一直堅持的依附美國的單一化聯盟結構,轉向打造以地區大國和結點國家為合作夥伴的多元化聯盟。如何看待日本這樣的戰略變化?

鍾飛騰:首先,這表明日本認為美國國際地位呈下降態勢,特別是應對安全挑戰的能力下降了。如果美國還擁有二戰後不可一世的國際地位,那麼只要追隨美國,就可以免除國家安全的威脅。顯然,如今日本戰略界人士認為,美國已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宣稱,世界格局已經從美國發揮主導力的時代進入到了中美競爭的時代。在美國這個霸主力不從心的時候,不在一棵樹上吊死、分散風險,對日本來說也是一種很自然的現實的做法。

其次,國際安全的領域和範圍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單純依靠美日同盟不足以解決這些挑戰。日本是較早從綜合安全的視角討論國家安全的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後期,受到石油危機的衝擊,日本不再只是強調傳統的軍事安全威脅,而是將資源能源供給納入安全範疇,同時日本當時也面臨著國內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危機,也將這類問題納入國家安全範疇。目前,安全問題的範圍十分廣泛,對日本來說,老齡少子化等都成了日本的頭號難題。解決這類問題,日本更需要依賴於勞動力豐富的亞洲國家,而非人口淨流入的美國。其他如氣候變化、海洋污染等,也都需要與鄰近國家協商合作。

再次,日本也有一種野心,既希望借助於和更多國家達成多元化聯盟關係,擺脫戰後戰敗國身份,也很希望將日本積累這麼多年的硬實力轉化為日本的國際軟實力。因此,從日本的角度看,國際秩序的動蕩和變革,不完全是負面的,反而可以為日本提供機會,重塑自我,提升在地區事務上的影響力。日本不少領導人沾沾自喜,認為日本發揮了對地區事務更加了解的優勢。比如,對美國總統使用“印太”這個詞,很多日本領導人感到自豪,在他們看來,這是日本的發明和貢獻。相對而言,戰後通過經濟手段在東亞地區經營多年的日本,反而比美國人更加了解該地區的狀況,可以為美國提供更多的情報。美國挑頭參與印太事務、組建排他性的安全聯盟時,日本人幫著美國出了不少鬼點子。

最後,日本對中國崛起心存憂慮,因而拉上一些夥伴,在中國外圍打造安全網絡和多邊機制。這些機制中,有的歡迎中國參加,有些則明確說了“不”,比如中國表示願意參加《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TP),而日本則放出風聲,認為中國不可能達到談判的相關標準。讓中國參與日本發起組織的多邊機構,既可以觀察中國的行為方式,也可以炫耀日本的領導力,這對日本來說是一種合算的投資。

日本強化介入台海主要源於對中國崛起之擔憂

中評社:近來,日本強化介入台海問題。這是否只是對美國亦步亦趨?其背後還有哪些更為深入的動因?

鍾飛騰:日本強化介入台海問題,其中有對美國壓力的反應,但更多的是體現它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事實上,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牽涉對外關係的重大而又十分敏感的問題。美國多年來都在台灣問題上做文章,日本對此是心知肚明的。在中美關係總體可控、且發展不錯時,台灣問題被冷處理,日本也沒有在台灣問題上跟中國示威、挑釁。

但是,一旦中美關係出了狀況,台灣問題就屢屢被美國人拿來刺激中國,美國也歡迎日本添油加醋、加大干預力度,以此彰顯美國對盟友和重要夥伴的承諾的有效性,並迫使中國“犯錯誤”,同時也將日本緊緊地綁在美國身上,不至於偏離美國的戰略目標。日本追隨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嗆聲”,既是夯實美日同盟關係的要求,也可以借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不斷窺測中國的決心。

而日本此舉更大的動力則來自於其自身對中國崛起的擔憂。近些年來,中日關係一波三折,新冠疫情本來是雙方共同應對挑戰的一個契機,但中日關係反而變得更差了。實力對比擴大是一個重要原因——儘管面臨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衝擊,中國經濟還在不斷上升,GDP已經是日本的3倍以上。對那些相信國際政治現實主義邏輯的日本領導人來說,日本的前景很不妙。日本2022年版的《外交藍皮書》繼續鼓吹“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持續增加國防開支,廣泛而迅速的軍事現代化,大大增強了在東海和南海等海域的影響”。藍皮書還指責“中國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讓日本的安全保障受到嚴重影響”。為此,日本也想有一些抓手,以規避這種不妙的前景。比如,通過鼓動一場地區性衝突,迫使中國捲入地區衝突,阻斷中國成長的步伐。

環顧四周,台海地區是其中一個很可能爆發大規模衝突的點。日本認為,介入台海問題,可以更大程度上干預中國崛起。否則,兩岸統一的話,將極大地改變西太平洋的戰略態勢,中國海軍的發展和國土防禦空間將極大地得到拓展。自然,日本並不樂於見到這種局面,事實上,日本與那國島距離台灣不過100餘公里而已。兩岸統一意味著中國海洋勢力大幅度伸張,在擔憂中國崛起的日本看來,這必然導致日本戰略地位的大幅度下降。

談中日關係前景更需強調事在人為

中評社:在去年的“北京—東京論壇”以及今年的兩會外長記者會上,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談及中日關係時反覆強調“初心”二字。如何理解這兩個字的含義?

鍾飛騰: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初心”二字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主要用於黨史教育學習和治國理政之需,提醒黨員幹部,不要忘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王毅國務委員將“初心”二字用於中日關係,一方面表明王毅外長對中日關係寄予厚望,考慮到王外長曾擔任駐日大使,對日本非常了解,這種厚望更主要的是對建交之初的中日關係的一種懷念,提醒日本中日關係曾有的高度。

儘管20世紀70年代中日關係正常化有更大的國際政治博弈背景,但也與中日老一輩致力於中日友好的努力有關係。當時中日交好有深厚的民間基礎,因而在上世紀80年代迎來中日關係大發展的一個階段,中國領導人說了“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目前看來,雖然新冠疫情前的幾年每年有數百萬中國人到日本去,但中日友好的民間基礎卻不如以往牢固。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表達了對中日建交時雙方立下的志向的敬意。在那樣一個困難時期,老一輩的政治家以博大的胸懷、廣闊的視野和尊重人民需求的情懷,為中日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建交時,中日聯合聲明將“不稱霸”寫入了文件中,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也就是說,中日兩國均反對在亞洲稱霸,同時兩國自己也不稱霸。但是為什麼當時日本可以相信中國不稱霸,而現在不願意相信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粗淺的原因或許在於,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比較貧弱,日本更擔心的是蘇聯的威脅。現在,在日本眼中,中國已經是比70年代的蘇聯還要強大的國家。這是一個有解釋力的說法。不過,如果單論強大,歷史上的中國與周邊鄰國的實力差距更大,但不少日本知識界人士卻懷念唐朝時期的中日關係。因此,用實力差距不能說明中日之間目前面臨的所有問題。為此,需從根源上認識中日關係為什麼好起來,又為什麼不能一直好下去。從這個角度觀察,那麼王毅部長說的“初心”二字就很有深意了。

在看待中日關係發展前景時,需要更加強調事在人為,強調準確、全面地認識中國的國情和領導體制的重要性,而不是簡單重複進攻性現實主義所認定的“實力決定一切”的邏輯。後者最為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提出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他認為中國崛起難以是和平的,決定國家安全關係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變量是實力,其他因素均不重要。

但是,國家間關係除了物質利益之外,也有很多非物質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日本有些人認為“中國不宣傳中日建交後日本在幫助中國現代化方面發揮的作用”。事實上,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日時對此做了充分肯定,並且再度強調中日兩國共同走和平發展道路。後來中日關係因日本魯莽“購島”而陷入重大危機,兩國關係大幅度下降。不過,中日關係依然還有韌性,安倍首相於2018年訪華,恢復了中斷8年之久的高層政治互訪,雙方重申了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中兩國世代友好、不相互威脅的莊嚴承諾。這個承諾是非物質性的,但是對中日都很重要,兩國都不能忘記。在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中,日本也繼續強調“發展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

中日經貿以互利共贏為主

中評社:過去50年來,中日雙邊貿易額創下3714億美元歷史新高。今年1月,RCEP正式生效,中日首次建立雙邊自貿關係,達成雙邊關稅減讓安排,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如何看待中日兩國在經貿領域的合作?經貿交流在兩國關係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鍾飛騰:在沒有美國參與的背景下,中日等15國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這個協定的一個重大創新是原產地累積規則,這是歐美都不太重視的一個領域。RCEP的生成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東亞的生產鏈、價值鏈位居全球首位,以價值鏈貿易為基礎,很多原本無法參加到國際貿易中的中小企業、邊緣區域都有了機會,因為不需要大而全,只要能生產一兩個工序需要的零部件即可。

除日本外,中國與其他14個成員國都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因而從貿易協定角度看,RCEP的一個重要意義當然是中日之間有了自由貿易協定,這很不容易,對日本來說也很重要。因為,目前多數產品面向普通大眾的公司,如果離開中國市場,很可能就會被競爭對手打趴下。

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中強調,中日經貿關係非常緊密,在新冠疫情衝擊下,2021年中日貿易同比增長了14.8%。中國連續15年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國,日本也是中國第三大外資來源國。

總的來說,中日各有比較優勢,中日經貿還是以互利共贏為主。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為很多國家提供了出口機會,巨大的消費能力不得不讓日本公司重視中國市場,目前中國消費者具有實實在在影響日本在華企業經營決策的能力。而且,今天的中國仍然有大量的優質勞動力,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天然成長地,日本公司的電子消費品在中國生產並銷售,並且成長性很不錯。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很多產業發展是接著日本企業做的,日本公司將在國內被淘汰的產業鏈逐漸轉入中國,沿海地區首先引入日本的生產線,實施兩頭在外的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中國企業則通過日本企業良好的國際市場經營能力進入國際市場,學習如何做國際經貿。雙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贏的,這個模式持續了很多年,這也是中日貿易維持高水平的一個重要原因。

隨著中國企業的發展壯大,特別是中國較快的技術進步,例如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可以說已經超過了日本,這使日本企業感到了一些不適應。但從市場的角度看,這是非常正常的,數字經濟下,消費者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誰擁有大的市場,誰就有能力搶先。不過,國際貿易也不單純是純經濟的,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色彩。日本人對此當然不陌生,20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也相當激烈,基於這個經驗,當時的美國學者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相關理論學說,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影響很大。

今天,中美也發生了類似摩擦,美國打壓中國的借口和當年打壓日本的說法很類似,不允許貿易逆差持續下去。美國希望改變運行幾十年的世界經濟邏輯,日本當然不願意輕易接受。與美國這個大市場具有內部循環的能力不同,日本國內市場的成長性是很有限的,如果沒有中國、東盟等大市場,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就會下降。

將經貿合作作為“壓艙石”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最主要的背景是經濟全球化,美國在很長時間裡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宣揚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好處。不過,目前美國的這種認識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很多美國人並不接受“全球化是好的”這一說法,特朗普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政府內有不少人認為,與中國搞自由貿易可能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這種思想自然也波及日本。因此,經貿關係可能正在逐步分化,作為一個國家,在遵循經濟規律的前提下,也得考慮政治、安全關係等。美西方不斷宣揚經濟的武器化,日本也有人接受經濟貿易武器化的說法,建議日本將一部分高技術保留在本土,進行適度的產業回流,提升供應鏈的安全。如果是這樣,當然會損害中日貿易。

當前中日政治安全關係更加突出、經貿競爭性更加張揚

中評社: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認為,過去50年的中日關係有何特點?

鍾飛騰:在概括中日雙邊關係時,曾有過很流行的說法,比如“政冷經熱”,就是說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有分離,政治關係不好,並不影響雙邊經貿往來。20世紀70年代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很重視日本,也希望通過與日本的聯繫,塑造一個更有助於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

1985年4月,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平正芳時期的外相大來佐武郎在韓國發表過一個著名的演講,提出了由日本創立的不同於西方的經濟分工秩序,即雁型模式,並認為日本充當了東亞經濟發展的領頭雁,區域內的其他經濟體可以追隨日本的步伐獲得良好的發展。而中國也借助於美日貿易摩擦所形成的日本企業向亞洲投資的高潮,很好地吸引了一大批日本企業到華投資,擴大經貿聯繫。以周邊國家來看,日本長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儘管近些年幾乎被韓國趕超,但中日貿易的質量還是很高的。

在中國實力不太強的時候,日本總體上也和美國一樣,認為一個經濟開放不斷擴大、實力地位提升的中國,對日本是完全的利大於弊的。在這個階段,日本與中國主要就是要做生意、賺錢,雙邊關係主要是經濟為主,政治為輔,因而才有政冷時並不會給經貿關係造成嚴重的衝擊,中日之間在經濟上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合作關係。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日本公司感受到中國企業的強大競爭力,因而與中國企業合作時更加小心謹慎,這自然就會導致分化,一部分日資企業繼續在中國深耕市場,一部分日資企業則從中國撤離,部署到了東南亞,還有一部分回了日本。也就是說,原來的經貿關係是日本在微笑曲線的兩端,現在的經貿關係則縱橫交錯,日本並非在所有領域占有,中日雙方的競爭性更加突出了。

與50年來經貿關係不斷擴大相比,日本民間對中國的友好態度則持續下降。按照日本媒體的民調,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認知最好的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現在的好感度都不到當時的五分之一。這既有日本人對80年代中日關係良好的虛像,也反映出如今日本民眾對中國在地區事務上地位提高的不適應。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按照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公布的相關機構民調數據,75%的日本人“對台灣感到親近”。

政治關係更複雜,日本對中國崛起的擔憂非常強烈。中國與日本的政治制度差異大,價值觀也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眾也從最初的新鮮感中擺脫出來,在面對一個收入水平不斷提升的中國時,心態發生了大的變化,不再含有負罪感。很多日本政客,則突出地強調中國軍事能力的提升,對此感到強烈的不安。簡單說,中日關係從經貿為主、政治為輔,轉向了政治安全關係更加突出、經貿競爭性更加張揚的一種狀態。

中日兩國要有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

中評社:當前中日關係形勢依然複雜嚴峻,新老問題交織凸顯,處在不進則退的關鍵路口。在邦交正常化50年的節點上,中日應如何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兩國關係?

鍾飛騰:首先,還是要學習領會中日幾個重要政治文件的精神,這些文件中的表述蘊含著豐富的政治智慧,既反映了對當時客觀現狀的準確把握,也有著對歷史趨勢的順應。作為東方國家,中日均重視歷史經驗,均主張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實際上,就是要有正確的歷史觀。

其次,要有正確的大局觀。中國和日本等都在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日做出何種戰略選擇,不僅影響兩國人民,也會影響地區和世界局勢。日本新版的《外交藍皮書》也承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各個方面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都在增加。對中國來說,一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日本是有利的。同樣,對日本來說,創造一個良好的地區環境,以便中國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則是非常關鍵的。

再次,正確的角色觀。在百年大變局下,中日的定位和認知都在發生很大的改變。很大程度上,過去100多年來,中國弱、日本強的局面被徹底扭轉了,中日都要相互適應這種大變局。正如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反覆強調的世界進入了中美競爭的時代,中日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要走出以西方經驗和理論為唯一正確的誤區

中評社:您在去年曾撰文探討過“東北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可能。我們知道,東北亞地區矛盾錯綜複雜,要想探索出一條新的地區和解合作的道路,要從哪些方面進行努力?

鍾飛騰:首先,要走出以西方的經驗和理論為唯一正確的誤區。20世紀,日本為提升亞洲文明的影響力做過探索,但不少時候走上了邪路,比如試圖通過戰爭、殖民的方式為日本民族贏得生存和發展,結果一敗塗地。

二戰以後,日本追隨美國,通過經濟合作的方式獲得了二戰前通過戰爭都未能獲得的東西,也贏得了很多亞洲國家的贊譽。這是一條重要的西方經驗,即通過市場的方式獲得高速發展。對此,日本沒有遺忘,但是卻不太重視日本戰略上的冒進、戰略轉折太快的特性,例如70年代美國的“越頂外交”。如果沒有一定的獨立自主,而是盲目地追隨美國,那麼過往的成功就會成為負擔,甚至種下失敗的種子,因為美國已經力不從心了。與100年前相比,整個西方世界的地位是大幅度下降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正在獲取更快的發展,獲得更大的影響力。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是向西方學習,今後日本外交將迎來百年未有的巨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運行邏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作為重要一環的消費能力大幅度萎縮,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元的地位面臨很大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要重視非西方經驗的重要性,多總結地區內國家合作與競爭的特性。

其次,“東北亞命運共同體”更多是一種對未來的展望。從其英文翻譯及可以看出,這個提法主要是要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重點在於怎麼看未來。對未來怎麼看,對當下的行為會有很大的影響,即“未來的陰影”。例如,我們要做五年規劃,有些指標可能不一定能完成的,但是這個目標的確立對於當下正在做的事會有很大的影響。如果沒有一個有吸引力的目標,並在其牽引下推進合作關係,那麼最後達到的目標也會所縮水。

因此,中日雙方都應該從更長遠的角度考慮雙邊和國際事務。從長遠看,中日之間仍有很多合作的領域。無論是人口老齡化、市場擴容、技術進步,還是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中日的合作仍相當重要,中日雙方對這樣的發展前景要有信心。

再次,東北亞地區是一個大國博弈的場所,近代史表明了這一點,當代史也是如此。因此,作為東北亞的重要國家,中日兩國都要重視區域穩定和安全,要充分考慮本地區的歷史經驗、人民的需求和國家發展所處的階段,穩妥地推進全方位的友好合作關係。

本專訪為中評社“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深度系列專訪之一,更多內容敬請期待。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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