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文鋒：二十大的精神 - 去歐美中心的桎梏
中國共產黨二十大正式閉幕，二十大的工作報告，筆者較為關注的是第二部分，即「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如果有關注內地的政情，可能都會留意到大會報告的第一部分是簡述過去五年的工作成果，而第二部分往往就談道路思想的事情。
和18大及19大不一樣，20大的這一部分沒有長篇大論回顧歷史，而是更直接點明18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勇於進行理論探索及創新，以及強調理論創新的重要性︰「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
在馬克思主義被引入中國時，陳獨秀及李大釗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找到思想理論去救國。在實踐期間一定有理論的創新，以符合當時當地的形勢。北大名譽教授鄒讜在研究中國近代的革命時，就舉出不少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的創新，一些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包括︰依靠農民的革命、農村包圍城市、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擴大聯合陣線等等。
為甚麼說中國共產黨是學習型政黨，就是願意嘗試創新，面對失敗的經驗後，能夠總結並再進一步找新的方法去克服問題。試想當時如果中國共產黨只會跟從共產國際的指導，恐怕一早已經在中國歷史上煙消雲散了。而除了願意創新外，筆者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處與中國的大一統思想也有關係。
在大一統的思想下，除了國土的統一，官僚系統的治理思想統一也很重要。在民間思想是可以多元的，但到了管治團隊的層面，思想必定要統一，才能領導整個國家向同一方向進發。學習型政黨的另一個特色，是思想道路在中央確立後，由上而下傳遞，並且多次反覆學習，確保每個層級在制定及執行政策時，與既定的道路相符。
除了在理論的創新外，二十大的另一重點是現代化。但究竟所謂的現代化是甚麼﹖我們在1954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在談四個現代化，為甚麼到了今天仍要談現代化?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或許我們先需要簡單談一下現代性(modernity)。今天我們談論現代，一般是指歐洲中世紀之後的年代。現代性進入歐洲的話語體系最晚應不會遲於17世紀，強調現代優於古代，是當時的人所追求的目標生活狀態。現代的概念由歐洲向全球散佈，是因為當時的資本主義需要在全球尋找市場，透過殖民主義所傳播的。歐洲透過殖民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歐洲的現代性，而其他被打壓的國家在當時除了現代化，追趕歐洲及後來的美國，沒有其他路可走。
當周恩來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時候，是將歐洲和美國作為理想圖景為目標的現代化，這就是為甚麼會有超美趕美的口號。但這種情況到今天已有所改變，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認為現代性有三個階段，在經歷了第一階段的歐洲現代性，第二階段發展至全球的歐洲中心的現代性後，現在踏入了第三階段，即全球多中心化的現代性。
後來者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從新建立了自信，明白自己所追求的不一定要是歐洲或美國的現代性，反而是求諸自己的歷史文化，希望找到屬於自己的理想圖畫。這種多元化的現代性某程度令到歐美的影響力減弱，當然這種情況會令他們感到焦慮，但現代性的多元化似乎已是不可逆轉。
今天當我們談中國式現代化的時候，與當年的現代化的大為不同。當年是以歐美為目標，今天是從自身找尋合適的養份，再有意識地利用外來先進的元素。這種現代化不是盲目跟隨其他人，也不是自我封閉，而是有自我意識，勇於學習及創新的現代化。
中國曾經因為歷史原因，無論是在運用馬克思理論的方法上，又或者對現代化的目標上，都被以歐美中心的桎梏束縛著。例如現代化就是以歐美為目標，又或者一談馬克思主義，就集中討論中國歷史的分期、停滯或資本主義萌芽。早期研究馬克思的學者，例如陶希聖或范文瀾都注意到中國的封建與歐洲的封建本質上有不同，也確實如是，歐洲的封建基於契約關係而中國的是植根於宗法制度。因此硬要為中國歷史套入馬克思的歷史分期，都難以找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而這僅僅是在運用馬克思理論時被歐美中心所桎梏的一個例子。
這次二十大提倡要馬克思主義有所創新，是要「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即理論要因地因時進步；而現代化方面，是要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兩者都是希望將一直以來以歐美為中心的桎梏去除，歐美不再是各國發展的目標及依據，而是發展的其中一個參考。另一方面，歐美如要保持自己的影響力，不應再依靠現有優勢去威迫他國，而應在不否認世界複雜多元的同時，證明他們還有能力為人類未來發展提供適切可行的建議，否則他們影響力只會不斷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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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