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多國政要密集訪華探因
從3月底至今，已有新加坡、馬來西亞、西班牙、法國、巴西、加蓬等多個國家領導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歐盟委員會主席、東盟秘書長等國際與地區組織領導人，以及沙特外交大臣、伊朗外長、日本外相、新西蘭外長、洪都拉斯外長、赤道幾內亞外長等相繼來華訪問。沙特與伊朗兩國外長更是在一個月內兩訪北京。
從時間維度看，這似乎是三年大疫之後的「報復性反彈」。但從國際政治與中國外交的維度看，以下四個因素能更好地解釋這個現象：
國際格局的轉換；
各國對於外交自主的強調；
不同國家對於與中國務實合作的需要；
雙循環背景下中國外交影響力的擴大與提升。
國際格局轉換。
依據筆者的研究，當今時代的顯著特徵是：文明體之間的競爭正在取代大國政治博弈，成為國際格局多極化的新趨勢。這是一個「多文明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長周期，有望持續到本世紀末。在這個長周期內，全球化的勢頭延緩，經濟上供應鏈與價值鏈將重組，「全球化」被「區塊化」所取代。在高科技領域，經濟問題被日益安全化，「戰略經濟」取代了「市場經濟」。全球性的經濟聯繫與產業分工將主要體現在產業鏈的中低端與低敏感產品上。文化上各個文明圈將一方面強化自身的文化認同，一方面強化與其他文明圈的差異與競爭；政治上美西方國家越來越傾向於依據文明觀、價值觀「抱團取暖」，並構建「新西方國傢俱樂部」以打壓「新東方國家」；軍事上美西方國家的對抗性思維日益強化，試圖擴大「新西方國家聯盟」以打壓不受其待見的國家。
外交自主與務實合作。
文明競爭為主的多極化格局出現的主要原因是：
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增量的主要貢獻者；
要求在國際事務中有更大的發言權。
同時，美國整體實力相對下降，新孤立主義抬頭，美國領導世界的意願與能力下降，正在從國際事務的「領導國」轉變為「普通大國」，因而對內熱衷於追求本土利益，對外熱衷於圈層外交：核心層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其次是新教-天主教國家與軍事同盟國，再次是緊密夥伴國。
追求外交自主成為普遍現象，特別是各個文明圈的核心國家，一方面強化文化認同與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強化與本文明圈的外交關係。前者的典型是印度，後者的典型是土耳其。
不過，在文明競爭時代，衝突與戰爭是局部的，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低，經濟與社會發展是各國的工作重心。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走向終結的時刻，中國市場與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因此，強化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成為各國不得不重視的一大課題。這不但體現在2022年中美貿易額創新高，更體現在馬克龍、盧拉帶領的龐大商務代表團與中國簽署的大量經濟合作協議。連外交上具有明顯「唯美」傾向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與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也不得不分彆強調，歐盟與中國「脫鈎」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德國不會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鈎斷鏈」。
中國外交影響力。
經過40多年的努力，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提升，全球影響力明顯擴大。中國經濟總量全球第二，並建立起全球各國中最為齊全的經濟門類。面對外需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下降，中國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強化國內消費與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角色，並加大對具有戰略意義的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在產業鏈與價值鏈中，除了中低端產業繼續保持優勢外，高端也不斷湧現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技術與產業（典型如電子商務、新能源汽車、5G技術、短視頻）。經濟全球化符合中國的利益並有助於其他國家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因此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全球經濟增量的最大貢獻者。中國的復興是中華文明的復興，發揚和而不同的文化傳統、增強文化自信、吸收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構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並能與現有國際體系兼容的全球機制與地區秩序，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因此，新時代的中國政府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外交理念，致力於共建「一帶一路」與全球夥伴關係網絡，並與時俱進地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與全球文明倡議，以對接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應對全球安全新挑戰，推動各個文明的交流互鑒。與美國熱衷於構築各種排他性「小院高牆」機制不同，中國致力於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中國的外交倡議與外交實踐不排除任何國家，不激化衝突，典型表現為俄烏衝突問題上的「促和」不「促戰」，以及亞投行擴容上的「悅納」不「設限」。
今年以來，隨着疫情退潮，中國經濟呈現比較明顯的回升勢頭，五一節期間，以旅遊、交通、餐飲為代表的服務業景氣指數超過了2019年同期水平。為此，一些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紛紛上調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來華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認為，今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預計將超過1/3。在許多國家看來，中國始終是世界經濟的重要推動者和穩定器，與中國強化政治經濟關係意義重大。這從馬克龍與盧拉率領龐大的商業代表團所簽署的協議可窺一斑。
小結。中國外交的總體布局是「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在多文明競爭的時代，各國普遍重視外交的自主性，它們越來越體認到中國外交的內在魅力和與中國務實合作的必要性，從而促成了疫情之後「訪華潮」的出現。這些政要所在的國度，既有法國、德國、巴西、西班牙這樣的「大國」，也有老撾、新加坡、馬來西亞這樣的「周邊」，更有伊朗、沙特、赤道幾內亞、加蓬、烏拉圭、洪都拉斯、斯洛伐克這樣的「基礎」，還有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歐盟、東盟這樣的「多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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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