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貿然對外通關,猶如損貧益富

2022-05-23
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福山智庫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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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文章曾說過,部分所謂建制中人總有一個壞習慣,便是把「政治化」一詞當貶義詞來用,而且喜歡把觀點跟己不同的意見,扣上一頂「政治化」的帽子,或者把一個明明涉及政治的議題,應該「去政治化」。這種話術的背後,跟「政治」長期給人一種負面的刻板印象,會讓人想到明爭暗鬥、爾虞我詐,或者權謀暗戰,有着一定的關係。

耐人尋味的是,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後,不少建制中人談及抗疫策略時,都很愛強調討論不應「政治化」。先有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聲稱,香港在「動態清零」與「與病毒共存」的爭論,已經變得所謂的政治化;後有港區全國青聯委員黃芷淵撰文,指抗疫不應泛政治化。及至近日,同屬學研社的吾友吳桐山撰文,亦建議通關徹底「去政治化」,如此便引伸一個問題:為何老是要強調所謂的「去政治化」呢?

歸根究底,便是這類意見其實都是主張,或變個法子主張香港應仿效西方,採取所謂的「與病毒共存」,而中央一直強調國家現階段應堅持「動態清零」。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若不跟從中央制定的抗疫方針,而是另搞或者仿效西方的一套,原因卻只是從香港一地,或是照顧某些界別或利益集團的話,難免會被視之為政治上的軟推抗。

吳兄把香港應否先跟外國通關的問題,扯到甚麼「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又說甚麼「香港率先恢復國際往來才能更好提升競爭力,服務國家」,就是想讓人覺得,這一主張跟愛不愛國無關,而是從國家利益的層面考慮。當然,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稅收毋須上繳中央,而根據2014年的數據,香港最富有的1%成年人口,擁有着全港52.6%的財富,這1%人口中最富有的10%,又掌握着這52.6%中的77.5%。

如此一來,先不論對外通關,是否等於香港變相仿效西方的「與病毒共存」,乖離中央定下的「動態清零」方針,由於中外現時的抗疫策略南轅北轍,造成對內跟對外不可同時通關,誰能從中獲得最多的直接得益,或者可以減少受損或不便,誰便會更希望香港先跟外國通關。因此大家不難發現,要求香港放寬海外入境者檢疫限制,通常都是外國商會和外媒先打頭陣,然後到香港部分商界開口,再到財閥豢養的鷹犬跟隨。

當然,根據自由經濟主義的下滲經濟學觀點,從對外通關賺到直接利益後,將以付工資或繳納稅款的方式,「滴漏」至社會其他階層,只是誰賺大頭誰賺小頭,這又是另一個問題。另一方面,由於對外通關跟對內通關暫不能並存,這邊得益的同時,其實是犧牲了需要陸港兩邊走的商人,或者普通跨境家庭的利益。換言之,即使撇開某些人口中的「政治化」因素,為了某部分人從對外通關獲利,犧牲需要對內通關的人和行業,其實也是一個不能忽略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更重要的是,既然有些人不斷強調「去政治化」,為何又不從醫學角度探討一下,病毒在疫情期間因在海外傳播而不斷變種,香港即使像所謂的專家估算一樣,有幾百萬人染疫,其痊癒後所產生的抗體,能令他們免受新變種感染嗎?支持先對外通關的人又如何保證,未來假若出現的新變種,誰能保證重病率和致死率都比現在的omicron低?

除此之外,所謂專家雖積極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特別是復必泰,但第五波的疫情不是已經證明,疫苗對於預防感染的能力極低嘛?與此同時,率先改行「與病毒共存」對外通關的新加坡,其數據便顯示新冠病毒每出現一次不同的變種,便會來一波確診數字急升。綜合上述各種因素,率先對外通關又怎會像某些人所言,「不會增加香港的爆疫風險」?

這又引伸出另一個不能忽略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便是香港作為貧富嚴重兩極化的社會,窮人和富人的居住密度、生活圈子,乃至染疫後可獲得的醫療資源,都會有所不同。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初,便曾有數據顯示,大規模爆發的機率,跟社區的居住密度有關,當中草根階層集中居住的社區,感染數字遠高於富人區。雖然暫時未有人整理數據,調查死亡個案當中的貧富比例,但是我們從感染數據已可預料,死亡率跟財富多寡成反比例。

由是觀之,在疫苗缺乏預防感染能力、病毒變種便有機會帶來新一波疫情,確診數字急升便可能帶來新一波的公共醫療系統擠兌,而草根因居住環境和密度關係,感染機會率較高,對於公共醫療系統的依賴度又高於富人,香港若貿然對外通關,不是變相等於拿窮人的命,換取另一批人有機會賺取更多鈔票嗎?是否,應否率先對外通關,跟愛不愛國、政不政治化無關,而是我們這一個社會,是否應該做出如此損貧益富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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