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三居其一與2049的中國

2017-10-20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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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一百年”是中國共產黨定下的國家發展大周期,前者是指建黨一百年(1921—2021),後者是指建國一百年(1949-2049)。對前者,港台人士不大激動,但對於後者卻日益敏感起來,因為香港基本法的“五十年不變”截止到2047年,香港本土派已經有了清晰的“2047問題”意識,而統一台灣成為2049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無法繞開的結構性議題。兩岸以我為主的融合統一已經逐步超越了舊有的“九二共識”及島內政治變遷期待,而成為中國國家戰略的現實任務。這是以港台看中國,已然呈現出中國的蓬勃生機與秩序再造前景,但格局終究有些小。以中國看世界,或以世界看中國,則呈現出另番模樣。

大體以2049為戰略節點,中國在未來世界秩序中到底應當居於何種地位和角色?對這一宏觀戰略問題,港台人士思考較少,但美國人注意到了,提出了“中美關係未來五十年”的有效議題,港台某些學者或政治人士也注意到了,比如台灣大學的朱雲漢教授,香港的劉迺強先生等。在大陸學界,以嚴肅而有影響的戰略研究著稱的北航王湘穗教授最新力作《三居其一:未來世界的中國定位》(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就是對這一問題的戰略性回應與規劃。

王湘穗教授有長期的軍旅生涯,對戰爭理論與戰略思維多有積累與創見,其成名作《超限戰》成為中國軍事思想變革的代表作,成為世界軍事理論的重要節點,而其《幣緣論:貨幣政治的演化》則具有全球金融憲制的探索意義。從國際法界定的常規戰爭到全方位的超限戰,從領土時代的地緣政治到全球化時代的幣緣政治,從模仿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定位到三居其一的世界歷史秩序定位,這些宏觀的戰略觀察及收縮至中國國家利益與發展戰略設計的理性分析,顯示了中國戰略學者的視野、責任與創造力。 

中國需放遠視野 重構歐亞新秩序

《三居其一》聚焦討論了人類千年文明史的比較與演進,試圖從中尋找特定文明的興衰周期,尤其是對西方現代文明(1500—2000)的長周期進行要素分析與趨勢判斷,總體上提出了美國式西方全球化進程的結構性終結。美國是富集西方文明全要素的綜合性文明體,但其對人類和平與發展秩序的貢獻是有限的,在全球化與發展正義上日益呈現責任衰退、動力萎縮的“逆全球化”趨勢,特朗普主義是這一歷史終結的標誌。美國的歷史終結不是福山式的承認鬥爭的自由式終結,而是世界歷史演進的更替式終結。

王教授由此提出了“泛亞共同體”的核心概念作為中國建構區域性共同體秩序的戰略範疇,在世界經濟地理與政治地理意義上和歐美“三分天下”。而“一帶一路”戰略正好服務於這一“泛亞共同體”的建構。這是給“一帶一路”的經濟進程提出了一個超經濟的憲制建構目標。
這將意味著中國在憲制戰略上要逐步突破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以來的民族國家範式,而尋求以自身文明及經濟模式重構歐亞新秩序。在“泛亞共同體”秩序的建構中,王教授認為中國有充分的技術優勢和道德擔當。作為戰略學者,王教授不斷提醒我們要保持民族復興過程中的戰略節制,以多元主義和諧秩序觀作為指導思想,避免戰略躁動和冒進主義。

應該說,王教授的“新三國論”及其天下秩序演義,不是遙遠的戰略沙盤推演,而是正在發生的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故事,是瞄準2049秩序的戰略分析與設計。戰略研究不是專門學科化的研究,而是綜合處理多學科方法及議題的“大學問”。成熟的戰略研究需要始終在“目標—手段”之間尋求合比例的匹配。以此觀之,王教授的《三居其一》達到了成熟戰略研究的基本水準,也大體適合2049之中國秩序的宏觀戰略需求,其中蘊含著一種多元主義的和平思想及冷靜節制的戰略美德。

三居其一戰略 助中國擠身世界最強國

但問題恰恰是,2049的中國不可能僅僅是一個“中國”秩序,而必然是一個初步“世界化”的中國。“三居其一”只是階段性戰略目標,而不是真正具有理想性和終極性的戰略目標。甚至,實現“三居其一”本身也需要適當的“取乎其上”,以對標美國的方式實現真正全球範圍內的治理秩序同步變革。同時,也需要清晰看到“泛亞共同體”內外部秩序的犬牙交錯及美國主導之西方秩序的自我調整和積極干涉的制度化實施能力。雖然“三居其一”已屬不易,但基於“三居其一”目標的戰略統籌仍然需要提升層次,需要一種高於“泛亞共同體”的世界秩序理想及其立場返身關照中國的全球化擴展行為及其國家利益格局。

具體而言,“三居其一”論需要一種戰略再定位:

第一, 這是一種聚焦未來50年左右的中間性、階段性、有限性的國家戰略理論,不是一種真正理想主義和規範主義的體系化秩序理論。中國與西方之思想和戰略競爭的終極戰場是未來500年的新秩序體系如何想像和建構。中國如何發展出一種系統化的戰略和秩序理想型方案以超越1500-2000的西方文明範式,這是中國戰略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大問題。王教授的“三居其一”論是一種理論接近而不是理論完成。

第二,“三居其一”論更多聚焦現狀與策略分析,以及對既有戰略態勢和中國戰略體系的重新詮釋和提升,但缺乏對新秩序之規範價值基礎的嚴格哲學論證,亦即缺乏一種關於“三居其一”秩序的“元倫理學”。盡管作者在書中簡要提及了中國道家的秩序理想原則以及多元主義價值觀,但這些偏於古典樸素文化觀念及“關系型”商談倫理的規範主義論證深度和效果顯著不足,難以與西方既有的普適價值觀形成真正的競爭力。

第三,“泛亞共同體”的提法相對低估了區域內的政治與文化復雜性,可能與伊斯蘭共同體及印度等區域國家之間產生戰略誤解與衝突。“三居其一”所指涉的“泛亞”區域實際上包含了極其復雜多樣的人類文明和政治體系,有著錯綜復雜的宗教、民族、文化及地緣衝突因素。盡管王教授努力解釋“三居其一”論本質上是多元主義,但由於翻譯及文化傳播交流的可能誤解,有可能被解讀為中國的“地區霸權主義”或“新殖民主義”。

第四,對“三居其一”之間的秩序體關系缺乏戰略關注和分析。比如對中國主導的“泛亞共同體”和歐美的具體戰略取向之說明不夠清晰,大體意向是親和歐洲,制衡美國,但沒有具體考慮到俄羅斯橫跨歐亞的“秩序中軸”意義。“一帶一路”建構的中歐軸心正好與俄羅斯戰略布局中的“南下路線”形成十字交叉,我們如何在“聯歐制美”的同時巧妙做到“聯俄制歐”,是實現“三居其一”之秩序鞏固與戰略深化發展的關鍵。

第五,對中美關係之於新全球秩序的合作空間缺乏深度挖掘。《三居其一》較多基於歐亞本位而對美國采取對峙立場,將美國想像為一個退縮與衰落中的傳統西方帝國。然而,中國和平崛起與美國和平衰落之相對性進程的核心在於和平實現區域領導權的轉移和交接,共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裡固然存在戰略對抗的現實性和高強度,但也存在全球範圍內利益交換、利益合作甚至利益共同開發與分享的可能性。中美軸心應當與中歐軸心實現某種結構互補與連接。

2049年為中國發展重大里程碑

總之,21世紀的中國應當有新的天下觀與世界秩序觀,相對自覺地承擔起內外秩序的治理責任,做負責任的人民國家和世界國家。《三居其一》給出了戰略性思考“2049中國”的初步框架及基本議題,給出了作者自身的理性而有節制的思考方案。我們應當在此基礎上繼續前進,不僅關照未來50年,也積極想像未來500年。按照世界歷史的辯證法邏輯,沒有未來500年的大周期,就不可能有未來50年的小氣候。於此,2049的中國就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歷史里程碑,更是新全球化與世界秩序重構的一個歷史裡程碑。港台問題作為中國與世界秩序重構的局部子課題,當可在這一宏觀的世界歷史進程及變局中得以結構性解決,“人心回歸”成為中國式全球化自然而然的精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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