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中美新冷戰有多冷?

2018-04-27
鄧飛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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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題目是不是有點怪怪的?最近高中歷史科教材引起了一點小爭論,無獨有偶,上個星期五剛考完高中DSE(即香港的高考)的歷史科,卷二論述題的第5題,題目就是問:

冷戰有多「冷」?試解釋你的看法。

所以,本文只是借用這條題目的說法,來形容近日流行的說法,即所謂「中美新冷戰」。自從特朗普上台以來,又是貿易戰叫囂,又是制裁中興企業,又是在南海繼續攪局等,中美關係越發緊張而未見談判緩和跡象,因此有不少評論員開始用新冷戰來形容。但有趣的是,人們一方面把近來的中美緊張關係稱之為「冷戰」,但另一方面又拼命強調這個所謂的新冷戰與舊冷戰的區別。新舊區別主要兩條:

一是中美之間經濟交集和相互依賴程度,遠比冷戰時代的美蘇之間要大得多,因此對中美新冷戰不會走向持續惡化,還是有一定的信心和樂觀。

二是中國不同蘇聯,不會輸出革命,只走自己的道路,雖然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但不會加以強推之。因此並沒有像當年蘇聯那樣處處挑戰美國,處處以蘇聯模式來影響和改造第三世界國家。

筆者同意這兩條新舊區別,但我認為同時也要看到新冷戰與舊冷戰之間相似之處!這就是——

兩場所謂的冷戰競爭,都是兩個國家在彼此的技術與體制之間槓桿作用的較量。

技術與體制,是衡量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地緣乃至全球國際競爭力中的兩個最為基本的範疇。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一個國家當然別說沒有持續發展的機會,連當下生存問題都未必能夠解決。這是常識,無須多加解釋。另外,體制,包括政治管治體制、經濟社會體制,是一個國家的秩序得以維持但同時又不至於維持到死氣沈沈的地步,好的體制能夠既維持國家社會有序而不至於亂象紛呈,同時又能為發展提供制度誘因和大多數成員認可的發展成果分配保障。

技術和體制,如同一個國家的槓桿的兩頭,無論是冷戰時代的美蘇,還是當今的中美,都在調節著自己槓桿的這兩頭,誰沒有先倒下去,誰能熬到最後,誰就笑在最後,贏在最後。

首先是誰的體制更利於促進技術進步,從而獲得更大的力量,更大的競爭優勢。美國體制不盡是市場體制與分權體制,中國體制不盡是舉國體制與集權體制。美國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市場化、私有化和非國有化的程度幾乎是壓倒性的。但眾所周知,今天美國許多高新科技,都或多或少發端於美國政府和軍方為了應對戰爭和冷戰需要而巨額財政投入研發,然後假以時日,在過了戰略保密敏感期之後,才逐步以各種方式流入民間和商界工業界,成為工商業發展的重要技術資產投入。民間非官方的、私有化市場化的技術發展,固然非常蓬勃,但沒有先前官方軍方投入作為技術發展的「初速度」,單靠其後民間發展的「加速度」也是力量有限的。沒有NASA及其相關科研機構的幾十年研究累積和投入,單靠SpaceX純粹私人民間資本投入,能支撐多久?同理,中國也不是完全是國有體制,如果完全是國有體制就能發展起來,那麼改革開放四十年所得到的巨大成就,便難以解釋得通了。

其次是誰的體制更能有效消化因技術競爭激烈而釋放出來的經濟社會壓力,以及政治壓力。前者壓力例如技術進步或忽然被封鎖等而導致大量勞動人囗失業或被迫轉型,後者則透過示威、上訪或者選舉,前者會加深後者,後者則直接打在施政者痛處。體制能否把壓力化解於無形呢?這也是國際競爭中一個很重要但相對被忽視的因素。樂觀的評論員認為,美國制裁中興和禁止芯片出口中國,反而激起中國自主研發的動力,一如當年高鐵、大飛機項目那樣,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後生。道理上的確如此,但從細處來看,如果芯片乃至集成電路技術中我國所缺乏的核心技術,是既沒有美國之外的足夠數量與質量水平的替代供應,又不可能短期之內自主發展起來,更是國民經濟方方面面所不可或缺的話(也就是經濟學所說的「需求彈性低」),那就要看中國的體制能否做到:

集中最大的力量,包括資本和技術人員,盡量縮短自主開發的時間週期;

能否順利消弭因為中興事件所可能造成的科技公司倒閉潮和技術人員失業潮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壓力,以及防範其朝政治壓力來轉化;

上述第二條所帶來的科技行業以為的骨牌效應,或者經濟學所說的乘數效應。

這完全不是高鐵和大飛機項目可以類比的,沒有高鐵,可以繼續花幾年甚至更長時間擠春運;沒有大飛機,可以繼續咬緊牙關生產八億對以上的襪子去換波音。但沒有芯片,通訊資訊產業會怎麼樣?其所影響到整個經濟的方方面面又會怎麼樣?所謂的體制力量,或者前面說的槓桿作用,就是反映在上述第一條和第二、三條之間的時間競賽上!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美國身上,如果制裁真的落實下來,以美國高通公司為首的芯片生產供應商,同樣面臨找不到替代中國的買家,同樣面臨大面積失業、股價下滑乃至倒閉的風險,這種風險與壓力同樣會轉化為指向美國政府當局的政治壓力,特朗普和政府當局同樣要充分運用美國的體制力量去消弭這些壓力,或者更準確地說,要調節技術競爭和體制之間槓桿作用,要在“運用制裁等手段絞殺中國製造2025”和自己能否承受由此而來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壓力之間,進行調節。

簡而言之,體制能否促進技術的進步,體制能否消弭技術進步或競爭所帶來的社會壓力,這就是我說的技術與體制的互動作用,中美之間,上述兩相作較量,其實從根本來說,就是比較彼此的體制哪一方更優越!這是新舊冷戰競爭都在傳承的核心:體制之爭!

 

文章原刊於《橙新聞》,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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