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中國未來走向還看香港

2019-12-30
袁彌昌
香港大學政治及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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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中美貿易戰爆發,到今年香港的反修例風波,美國在新疆、西藏、台灣、香港等問題上向中國全方位施壓,貿易戰則在中國重大讓步下,以中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進入中場休息──從上述事態中已可以肯定,中國或中華秩序的走向已經進入一個終極的分歧點(bifurcationpoint),但如要進一步思考今後的走向,我們則需要一種更富解讀性的中國觀,而這種新中國觀只有從歷史中才可找到。

筆者當然不能只依靠自己的史觀與中國觀,不過近期卻深受兩本書所啟發──中西輝政的《中國霸權的論理與現實》與郭建龍的《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中西教授雖為日籍學者,卻非那種盲目反中反共人士,尤擅於以文明史觀視點作出長期預測,而郭建龍的「帝國密碼三部曲」已是經典,他對中國的了解毋庸置疑,兩者的理論框架均顯示中國正面臨一個重大的歷史拐點。

《中國霸權的論理與現實》的初版早在2004年出版,在首章中西教授引用他在1997年6月香港回歸前寫的一篇文稿,指出「中國本身的未來藍圖,其實都取決於香港回歸後的走向」,原因是香港在近代世界史中,始終佔據着中國與盎格魯-撒克遜(即英國和美國)關係上的焦點位置,而大部分人卻被大陸經濟崛起遮蔽了視線,忽視了深刻反映着「東西文明衝突」的香港未來問題。

香港:不變的東西對立點

筆者在反修例風波爆發後才初次接觸中西教授的觀點,衝擊之大可想而知:中西早在2004年已認清香港民主化問題已成為21世紀亞洲情勢中第一個重大的戰略焦點,他指出香港目前正處在「香港大陸化」,亦或成為中國民主化之「突破口」的十字路口上,成為預測21世紀亞洲走向的政治/意識形態戰略的焦點。此一競爭並不可能一下子「分出勝負」,作戰也將採取多次休戰、長期對抗的方式,時而隱藏於暗處,在表面看不見的「戰場」默默作戰── 一個可同時解釋香港問題與中美新冷戰的框架已躍然於眼前,且在15年前早想通透,令人歎為觀止。

實際上, 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 與香港反修例風波這兩起英中及美中的競爭,經過了近180年依然如故,皆是中國與盎格魯-撒克遜的對立與衝突:儘管鴉片戰爭的焦點都放在英國欲將鴉片走私至中國,但此一問題的背景,則在於英國方面主張私有財產及自由貿易等「普世價值」,而清朝方面則是從中華思想的對外觀採取行動,認為政府擁有停止貿易的權利,主張單一國家的自主權。而現在香港所發生的對立,也是主張人權、民主等「普世價值」與不得干涉內政原則為主的單一國家之「主權」之爭議。《逃犯條例》修訂對於美國及西方而言,有如當年欽差大臣林則徐要求前往廣州的所有外國商人立即交出鴉片,並簽下誓約書同意以後再也不進口鴉片到中國,英國不甘屈服而鋌而反擊,開始了中國的「百年恥辱」。

鄧小平路線與中華帝國的回歸

由此可見,香港除了在東西文明衝突中首當其衝之外,回歸後更是反映中華秩序的走向的重要指標──客觀意義上,反修例風波實為港人對習近平背離鄧小平路線的反彈。提倡「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路線的歷史性與中華性意義,在於扭轉了明、清時代以來中國長期閉關自守的對外關係,以及中國史上對意識形態加以控制的傳統,同時將以往經濟上的「自力更生」,轉變為將重要的經濟命脈交付給外部世界的經貿安排,這些改變都具有劃時代意義。

然而,習近平並沒有延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反而致力恢復中華(「中國夢」),回歸中華文明主義──這是對鄧小平路線的否定甚至反動。可是回歸中華文明主義,在面對着較中華價值觀更具有普遍主義性質的近代西歐式理性主義及個人主義式進步主義價值觀、生活體系以至民主化,中國最終只能(被迫)走向「內向化」的道路,這是恢復中華的歷史必然性。

今次反修例風波令中華文明的內向化傾向表露無遺:在香港與外來思想的滲透和入侵下,中央只能採取一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辦法,以掩耳盜鈴式的愚民政治和民族主義來應付這些威脅,令中華秩序再一次回到鄭和下西洋後實施「海禁」那種內向排外的中華至上主義,以作為對近代西歐式思想的文明性反彈,令中國再一次錯失走向世界化的機會。

中華世界的界限

另一方面,這一輪美國對新疆、西藏及香港的干涉,闡明了「中華世界的界限」這一永恆問題。美國之所以能明目張膽干涉這些地方,固然是中共的統治出現了鬆動或問題,但更深層的意義是中華文明怎樣也無法同化或融合他們,卻又不肯平等對待他們和給予自治權,最後平白予美國口實。郭建龍在《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中也語重心長地說到:「作為不隨意屈服的民族,維吾爾人並不害怕戰爭,卻又有着過好日子的渴望。只有理解和支持他們的願望,採取懷柔的政策,避免高壓,才能獲得他們的認同與支持。」

至於香港這次風波,從帝國的角度來看,意義可能與清乾隆年間的大小金川叛亂相近:大小金川總人口只有幾萬,但從大金川第一次叛亂,到第二次被征服,一共經歷約30年。為了平定第一次叛亂,清朝一共花費了白銀2000多萬両,相當於鴉片戰爭的賠款額。其後大金川復叛,乾隆再次聯同當地土司征討,哪知當地土司們意識到,如果他們自己不團結,清廷會將他們一一擊破,未來的權力只會更小,於是原本與清廷結盟的小金川反而加入了大金川的叛亂,最後清軍動用了60萬人,花費了7000萬両白銀才鎮壓下去。

大小金川之役預示着中央帝國的邊界已擴大到了極限。一個數萬人、數百里的小地方在借助了地理優勢後,需花費如此高昂的代價,用如此長的時間才能攻克,那麼在更廣闊的中亞、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幾乎不再具有擴展空間了。從那時開始,清朝從擴張轉變成一個內斂的朝代──大小金川之役成為了清朝的終極分歧點,目前香港也完全具備這種改變中國走向的條件。

「香港按鈕」

目前中國的情況,與經歷過大小金川之役再迎來鴉片戰爭的清朝沒有兩樣,可謂內外交困。更麻煩的是,現在美國已認識到香港這「按鈕」的神奇之處──只要美國一按下去,中國便會隨即收緊內地的統治,大力鼓吹難以控制的民族主義,繼而在維持體制中消耗掉大部分力量;中長期更能促成中國的文明轉向,觸發中國的文明性反彈,使之回到以往帝國那一套內向排外的中華至上主義,最後回到歷朝的必然結果上面。中國如欲擺脫這歷史的必然性,就必須盡早在香港問題上痛定思痛、狠下功夫了。

 

文章原刊於《明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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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芷淵  202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