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桐山:過時落伍的自由經濟排名何足道哉

2020-03-20
吳桐山
學研社研究員、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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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傳統基金會早前公布2020年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今年整體評分下跌1.1分至89.1,首次被新加坡超越跌至全球第二位,是該指數自1995年創立以來,香港首次失落「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感到失望」。香港傳統媒體也煞有其事大肆報道。不過吳桐山要說一句:這個排名的標準早就過時落伍,Who cares?

在我看來,這個基金會的排名是上個世紀90年代創立的,代表的是美國一些保守勢力對中國香港的看法,其使用的標準也是上個世紀的產物。

今年的排名還加上了一份中美意識形態角力的味道。排名將香港下跌的原因歸咎為特區政府於2019年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令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到嚴重威脅,削弱香港作為全球最佳營商地點之一的聲譽,破壞了原本良好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也加劇了港人對內地干預的憂慮。言下之意,就是說與內地融合越密切,香港的風險就會相應增加。這些美國人對香港地位的有色眼鏡,我們還陌生嗎?我們還要隨之起舞嗎?

到底如何判斷一個經濟體的自由?簡單說,可以分為「貿易自由」、「金融自由」和「政府廉潔」幾個部分,傳統基金會過去表彰香港有優質的司法制度、廉潔的社會風氣、透明度高的政府、高效的監管制度,以及高度開放的環球商貿環境,等等。但我不得不說,這個評價標準是上個世紀的產物了。

何出此言?香港作為自由港,固然享有貿易自由、金融自由,司法制度也算不錯,但這擺脫不了香港是一個細小的中介型的經濟體。在上世紀,全球的貨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還是以中介形式運作,香港這個細小的自由港大展拳腳,是因為她扮演了中國內地與歐美聯繫的中介。但21世紀是互聯網平台世紀,遊戲規則完全變了,所有要素的流動都在「去中介化」,無論香港再如何「自由」,都擺脫不了這種技術變革帶來的衝擊——中介的角色淡化。

香港自由嗎?以上世紀90年代的標準,很自由。在香港要啟動一家傳統企業,從註冊登記、稅制、水電登記等各方面而言,還算是很自由的。但以21世紀的標準呢?我大學畢業後在內地闖蕩多年,當時我們已經有一個口號——21世紀所有企業都是互聯網企業,我們必須以互聯網的思維來考慮問題。互聯網的基本邏輯就是:平台化、大即是美。如果在香港要開一家網店,容易嗎?自由嗎?恐怕很不自由。因為在互聯網時代,香港市場太小,無法形成有效率的平台。在中國內地開網店,基本都是依託淘寶、京東、美團這些大平台運作,運作成熟,規模效益明顯。但在香港開網店呢?自己弄一個平台成本太高,以至於香港很多網店仍然使用很落後的技術在運作,而且沒有平台擔保做交易,導致香港經常發生網絡購物詐騙,買家轉賬給賣家之後,賣家逃之夭夭的事情經常發生。試問在中國內地,誰現在網購還會直接把金錢打到賣家的銀行賬戶?

如果以互聯網時代的標準審視問題,香港自由嗎?如果自由,為什麼香港的科技專才紛紛跑去內地發展?如果自由,為什麼香港人自己研發的多合一病毒檢測機器也要跑去深圳做?互聯網時代對小型經濟體是很殘酷的,連基本的基建——平台——都欠奉,寸步難行,談何自由?

最可悲的,是我們還在用過時的標準來評價自己,為過時的「第一」沾沾自喜,為過時的「第二」頗感失落。這樣,我們只會跟這個上世紀的排名標準一樣,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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