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觀察/再見了香港金融中心?

2020-07-09
黃匯傑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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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評論家市川真一

香港回歸23年來,一直也沒有沒有辦法通過23條,在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之際,中央政府將香港23條作為回歸的禮物送給了香港!這真的是震驚了世界!香港國家安全法出台以來,世界各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外界也開始評論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會因此而動搖。在這種狀況下,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台灣等都出現了吸引香港人才的行動和言論。

作為亞洲發達國家之一的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的聲音,日本證券業協會主席鈴木茂春說,香港國安法「不太可能立即影響到各金融市場,但香港無疑會失去金融中心地位。」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片山さつき也表示,將日本打造成第二個國際金融中心。

日本各方到底是以什麼樣的觀點看待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對此又是否會採取什麽樣的行動?就此,筆者打電話給日本證券業協會主席鈴木茂春想進行採訪,他以不再接受個別採訪爲由,拒絕了筆者。筆者再打電話給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片山さつき,她也表示,不會接受採訪,也拒絕了筆者。筆者唯有通過各種關係聯絡到日本著名評論家,安倍智囊團之一的市川真一先生,進行了採訪,就東京會否成爲金融中心一事及對香港的看法做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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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與市川真一

市川真一與日本政府、政界關係很深,他的很多建議直接影響到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是安倍首相的智囊之一。他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日本政府一直很重視高度人才的引入。同時,日本政府的政策對難民很嚴格,通常一般情況下是不接受普通的勞動者。在日本從事單純勞動,一般情況下是通過獲得留學簽證入境,在日本做一些規定時間內的兼職。但是,有一個例外,就是外國人技能研修生。現總計在日本共有30多萬人持有這個簽證在工作。但這些人只能在日本工作、生活三至五年。               

例如,現在日本缺乏漁民,來日本的技能研修生們在日本學習捕魚技術,老漁民們將本領傳授給外國研修生們,但是等他們學成了,能夠獨立獨當一面的時候,他們就到了時限必須得回國。他們要離開日本的時候,中國或韓國的漁業公司將會把他們招走。由於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加上日本人口確實在減少,因此政府開始改變政策,打算延長這些人的在日時限,這個政策也確實在推行中。但是困難的是,如何吸引高度人才來日。

筆者問:香港人是否能夠被日本政府優先對待來日工作?市川真一分析道,政界可能會有這樣的聲音。但是,日本存在英語使用不普及、稅金高、工資低等的問題,日本市場是不是能夠吸引他們入駐這未可知。雖然,日本也經常稱東京為世界金融中心。但是,貿易方面,所得稅與其他稅相加佔到55%,對外國人來說,他們不會願意為撫養日本的老人承擔高昂55%的稅費。日本也不像香港,英語普遍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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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問,如果部分香港年輕人有想法,大學畢業之後到日本工作、生活一段時間,然後回港,日本政府是否有接受這部分人群的可能性。市川真一談到,可能性是有的,首先這些年輕人能夠達到日本政府是條件。但是,問題是他們是否想到日本工作?日本企業是想要吸引包括不僅是香港,另外,還有中國大陸的優秀的人才。現在很多企業也打算進軍中國,他們希望招聘到中國人員工。大學畢業生一般屬於高度人才範疇。但是,這與東京是否成為金融中心無關。這是由於日本企業想要在亞洲開創市場,因此需要這方面的人才。

筆者問:香港有部分日本的女性,她們已經取得香港的永久身份證,不願意回日本。針對這種現象,市川真一分析到,日本社會男女差別現象仍然很嚴峻,尤其是能力強的年輕女性,就算是在日本企業裡,都遭遇這種看不見的差別歧視。比如,自己的工作範圍被限制,在這種情況下,去香港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發展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這樣的人也將越來越多。

筆者問到,香港暴亂之後,就有香港金融企業轉而投向新加坡。這次國安法的出台,也許會推動這樣的潮流。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會不會有所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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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川真一先生告訴筆者,日本政府可能會有動作,但不太可能有改變整個流程那樣的大動作。比如說:對外國人徵收與日本人不同的稅收,做出這個決策,是需要非常高的政治決斷力領導力。他認為,目前在日本很難找到這樣的領袖,能夠承擔風險去做這些大的舉措。就拿現在的安倍總理來説,他任期只剩一年,一定不會做這樣的舉措,因爲,他已經把主力放在憲法的修改上。

市川真一先生還分析道,如果安倍政權剛剛成立的時候,說不定能夠執行這個政策。但是,已經七年了,安倍政權也累了。肯定是不會做政治上的大舉措。環顧日本的政界,安倍之後的政權只會比安倍更弱。同時,他說,日本是一個幸福的國家。現在,大家能夠生活得很舒適,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政治家要承擔風險去做這樣的大舉措,他們是不願意做這樣的嘗試的。

其實,市川真一希望香港能夠發展得更好。他是一個香港通,也很喜歡香港,每年來香港幾次。去年,他與當時的防衞相 稻田 朋美一起來香港訪問,並與當時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起吃早餐,並對香港的發展交流了意見。林鄭月娥說到,香港2018年經濟增長率目標是3.5%,但實際只達到3%。香港對大陸的經濟依存度過高,大陸經濟減速,因此,香港也未達到目標,香港要想經濟增長,必須要打開對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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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川真一先生表示,中央政權如何定位香港,如何期待香港能夠給中國帶來的效益,如果把香港放在亞洲的金融中心這一點上來看,僅僅靠香港和大陸人是不足夠的,一定需要外國人的力量參與。尤其是金融市場,需要多樣化的元素,多種看法和言論,這樣才能形成市場,如果政府行為過多干預,就無法形成良好市場。至少,如果對中國來說,香港的金融地位至關重要,那就應該保證作為金融中心的香港能夠發揮它的機能,確保市場透明度。

市場經常用透明度這一詞,香港國安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使用,香港政府向外國人、外資企業解釋國安法的具體措施,這是很重要的。外國人與外資企業如果不了解香港國安法,他們可能會認為這是會損害自身利益的東西,守護市場的自由度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爲,香港國安法對外資是有一定的影響的,但這不比黑暴可怕。但是,重要的是需要香港特區政府以林鄭月娥爲首的各級官員們,應積極的向在香港的外資機構進行詳細的説明,解除他們的顧慮,這才是穩定香港的首要工作任務,如果不能做到這點,才是可怕的。

 

受訪者介紹

市川真一:1963年出生於日本武藏野市,1987年畢業於明治大學,日本著名經濟評論家、作家。Pictet投信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高級研究員,曾任日本瑞士信貸銀行證券市場日本分公司首席分析員19年。他曾任經濟產業省知的研究會委員,內閣府經濟景氣分析檢討委員會。與日本政治家關係緊密,曾擔任小泉內閣主要政策——構造改革特區的初代評價委員,與安倍晉三、野田毅原自治相、西村康稔原外務政務官、田村耕太郎原內閣府政務官等交往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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