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尋找「中間」的故事

2020-10-27
袁文
智庫工作者、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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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撕裂對立的社會環境,身處壁壘分明的政治世界,愈來愈多有識之士希望凝聚「中間」的市民,建立一股「中間派」力量。但在這段尋找「中間」的旅程中,往往若得若失,感到疑惑。在這時,不如停下想想,大家在找的這個「中間」是誰?

大致而言,「中間」派有三種。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各自的意義又會有所不同。

第一種是「沉默大多數」,即是以往對政治參與不多,積極性不高,比較被動的一群市民。他們在過往一直是選戰爭取的對象。以一個實際場景為例,2016年香港的18歲以上人口大約有620多萬,2016的登記選民有約380萬人,而當年的立法會選舉的投票人數有約220萬(投票率58.28%)。這當中的「沉默大多數」可分兩個層面,一層為未登記為選民的人(620-380=240萬人);二層為沒有投票的選民(380-220=160萬人)。針對這兩層「沉默大多數」,也有兩層做法,一是鼓勵登記選民,二為鼓勵選民投票。

然而,如今「沉默大多數」的發展空間已接近見底。在2019年香港18歲以上人口大約有640萬,當年的區議會選舉中,選民已有約410萬人,比2016年增加約30萬人,而投票人數有超過290萬人,比2016年增加約70萬人,投票率亦由58.28%增加至71.23%。2020年的最新選民人數已接近450萬人,比2020年再增加近40萬人。可以推測,過往的「沉默大多數」已不再沉默,已準備有政治表態,剩下的很可能是「大多數沉默」地與政治隔絕。況且,這種人由於過去「沉默」,表態未明,故且先假定其為「中間」,但根據2019年的經驗,當他們表態時,卻非「中間」,而是有明確的政治傾向。故此,「沉默大多數」作為中間派的路向已經難以持續。

第二種是「遊離票」,即一些選民過往有投票,但沒堅定的政治立場或政黨偏好。這類選民會因某類議題的取向而投向某一邊,甚至乎為了平衡政治狀態而作出投票,或「策略性投票」。去年的區議會,呈現「報復性投票」(revenge vote)的現象,當中就有這類選民的參與:他們為表示對政府建制的不滿,在不顧候選人實況下,將票投向任何非建制派,以向建制報復,在「單議席單票制」下造成建制慘敗的結果。

這類選民的特性在於比較情緒化,較可被說服(persuasive),甚至較易被操控,但難處在於要精準找出他們,而且成本不菲。在美國2016大選、英國脫歐公投這類大型關鍵政治工程中,就動用了micro-targeting 甚至nano-targeting的技術,找到這些人,以遊離票造成顛覆性結果。(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紀錄片《以私謀權》(The Great Hack)。)但是,由於此法有技術門檻,且有倫理問題,可靠性不高。 

第三種是「第三條路」,即是一群市民,他們關心政治,亦對公共議題有一定的想法,而對現有左右兩端的政治主張卻不以為然,希望有可以超越的第三種主張。這種可說是中間派的「王道」,不偏不倚,且立場鮮明。然而,王道往往不易走,最基本的是如何立論定調。香港過去嘗試「中間路線」的人,都不太成功,其中一個關鍵在於他們在A、B兩種極端中,提出「非A、非B」的方針,結果是面目模糊,難以爭取信任。英國貝利雅當年在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指導下,在重視責任的左派與重視權利的右派之外,提出同時重視「責任」與「權利」的「第三條路」,這種「A+B」的方法,成功突破二元對立,取得一定成績。

然而,這個「A+B」的「第三條路」,有如主張「瀨尿蝦」+「牛丸」形式的新做法,有一些前提,一是兩派有混合的可行性,二是有一強力的政治力量(如有食神的本錢+火雞的江湖地位)將其結合,否則只會落得兩面不討好,兩面不是人的下場。面對如今的政治環境,「中間派」必須有政治判斷的智慧,知道有些政治主張不能「混合」,與其用「A+B」的形式,不如直接提出C,C=Common,尋找共同價值、共同利益、共同議題,反而有一線生機,值得一做。此處所說「尋找」,是要運用民調等研究工作,掌握民意的最大公約數,多算多勝。

尋找「中間」的故事本身反映的是社會開始厭倦紛爭,明白求同存異、以和為貴的價值。但在政治現實中,尋找「中間」的故事有點童話,需要勇者,以智慧分辨三種「中間」,以技術設計路線,再以決心將旅程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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