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特朗普與拜登之爭:美國到底怎麼了?

2020-11-22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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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特朗普與拜登之爭的背後是美國社會、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等多方面問題的反映,拜登當選後中美關係將發生怎樣的改變?其對華態度是否會繼續強硬?本文系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於2020年11月15日接受《鳳凰新聞》採訪後發佈的內容整理而成。

一、美國選舉問題的本質

從西方尤其是美國民主演變的過程來看,美國選舉真正呈現出來的現象是西方大眾民主的一種必然結果。近代以來,民主剛開始的時候,大部分都是精英民主。我們說英國早期民主,有投票權的人非常有限,是男性、有產的、或者給國家交很多稅的人才能投票。當時的工人階級沒有投票權,更不用說婦女和少數族群了。一戰、二戰之後,投票權慢慢地擴大,到了70年代,西方才開始有了普選。比如,以前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所說的第一波民族的一個典範——瑞典,婦女到了1971年才有投票選舉權。美國60年代開始的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美國少數民族、少數族群民權運動(之後才有「一人一票」)。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其實還不到半個世紀,半個世紀的時間為什麼演變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從人均GDP看,假如說1000美金的國家可以投票,那麼人均GDP1萬美金的國家也可以投票,現在像美國人均GDP這樣4萬到5萬美金的也可以投票,但是投票背後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人均1000美金的國家可以投票的話,會發生什麼呢?那個時候的社會可能大家接受教育程度很低,大部分人沒有接受過教育,這樣的投票很容易被收買。如果是當人均GDP1萬美金或者2萬美金以上,那麼大部分社會中產階級,他們接受過教育,就比較理性,投票人對候選人的判斷能力就不一樣。所以我們不能把投票行為跟社會經濟隔離開。

美國1945年到1980年代,特朗普之前,美國的民主是世界的一個典範,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向美國學習,美國本身也在向全世界推廣它的民主。但是為什麼現在發展到這個程度呢?因為它們缺乏自信。

歐洲一些民主國家也在嘲笑美國的民主。但歐洲民主不是也選出了一個希特拉、一個墨索里尼?在一戰、二戰以後大家都接受教訓了。就像這幾年歐洲社會也是很強大的民粹主義,只是歐洲的福利制度比美國做得好,這方面的民粹還可以壓下去。美國跟歐洲一比,大家可以發現從1945年到1980年代,是西方民主發展具有實質性進步的一個階段。1930年代大蕭條以後,西方各個國家政府實行凱恩斯主義,搞福利制度,福利制度跟民主一起擴張,那個時候到80年代,在西方主要社會它的中產階層達到70%,美國也是70%。所以大家以前看美國的民主怎麼運作呢?大家只看到兩黨即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競爭,和平的競爭和公平的競爭。它的背景是什麼呢?它的背景就是70%的中產階層,民主黨左一點,共和黨右一點,但是大家都要照顧到70%的選民。社會是自救,中產階級也是自救。

80年代開始,美國里根和英國撒切爾革命以後,搞金融放鬆管制,搞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義)。這一波產生了一個哈佛大學教授所說的Hyper-globalization(超級全球化)。超級全球化為美國和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帶來了巨量的財富,因為它的高科技公司都是美國的。但同時財富分配,社會分化越來越大,美國從80年代中產階級一路下滑,滑到今天不到50%了。你想一個社會中產階層從以前的70%下降到50%,這社會會怎麼反應呢?奧巴馬當總統8年。他在8年期間,美國的中產階層每年以一個多的百分點下降。所以我覺得要反思,沒有奧巴馬,就沒有特朗普,奧巴馬執政給特朗普打下了社會基礎。

還有一個全球化帶來產業轉移的問題。美國是窮人在城市,富人在鄉下。黑人少數族群都因為交通住在城裡面,那些白人都在小城鎮住着。那麼現在這個產業結構就不一樣了!以前的福特工廠時代,根據福特汽車這個技術,就大量開工廠,促進就業、貢獻稅收,把工人階級致富變成中產階層。那麼現在iPhone時代趕上了全球化,iPhone也是美國的技術,但iPhone的生產跑到中國和其他國家,所以沒有生產iPhone的美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也就貢獻不了美國的稅收。美國這些年就一直「侮辱」中國,說中國「偷」了美國人的工作。實則是珠江三角洲的農民工,變成「美國的工人階級」了。但是這不能怪中國,這是資本主導。資本把好多的生產放到其他國家。這是全球化的結果,不是中國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並不是中國「偷」的邏輯。說「偷」其實是在侮辱中國。

二、「特朗普主義」會長期影響美國政壇

特朗普以美國為中心的這個想法,儘管對國際關係震蕩很大,但這樣做實際上是美國內政的反映。因為美國在海外的擴張過度了,國內又有那麼多問題,支撐不了像美國一些學者所說的「美帝國」,於是外交作為內政的延伸,特朗普選擇從國際上收縮回來,即以美國為中心,從自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裡面「退群」,甚至降低盟友關係的程度,加大盟友維持同盟的負擔。我覺得特朗普這個判斷是對的。只是他「退群」的方法太粗魯,他對盟友的態度太粗魯。還有他在美國要做的這些恢復經濟、中產階級減稅、增加中產階級的就業機會,這些也是對的。只是說他做的方法還是以前作為一個公司總裁的方法,公司的president的方法,不應當是美國總統的方法。所以他把兩個presidents的角色混淆了。

特朗普政府對付新冠疫情確實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他找到了問題,把美國的真正問題,就是以前因為民主、共和兩黨講政治上正確,多年以來不敢去碰的那些問題,他把它們提出來了。很多人不高興,因為他提出來的問題都是政治上不正確的。但是你提政治上不正確之後這些問題存在不存在?我覺得是存在的,還是要解決的。只是說他在關於移民、全球化貿易、中美貿易等問題中解決的方式太爛。所以,我覺得他把美國問題正面地提出來了,並且他也做了一個嘗試。我想特朗普走了,「特朗普主義」的遺產會長久地流傳下去,它會一直影響美國政壇。

三、總統爭奪戰要觀察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拜登跟特朗普之間兩個陣營的互動,也就是精英之間的互動。實際上,我們講司法能不能發生髮揮作用?我覺得還是要看領導人的政治品德。2000年小布殊跟戈爾之爭,也是美國最高法院用了5周時間來裁定小布殊贏,儘管如此,戈爾作為一個政治君子也贏得了 popular votes ,所以他承認敗選使得美國的政權移交比較和平。那麼,現在從拜登、特朗普身上還看不到任何的政治品德,兩個人都是greedy power seekers,即政治權力貪婪者。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最高法院。現在因為特朗普突擊式地任命了兩個最高法官,那麼現在的比例是6:3,就是傾向於保守共和黨的有6,3是傾向於民主黨的。

第三個因素,那就是街頭運動。美國街頭抗爭已經開始,並且有些地方是武裝起來的。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它們的支持力量在新冠疫情以來一直處於高度動員狀態,尤其是「黑人命貴」運動以後,現在一趕上總統選舉的話又是合起來了。

三個因素太重要了,所以現在共和黨裡面也有一些人勸說特朗普慢慢承認敗選。如果馬上承認敗選,從政治上來說並不好,因為人們的情緒需要一段時間慢慢下來,特朗普如果有高的政治品德,他會慢慢地把他的支持者的情緒淡化下來。到最後假設承認敗選,那麼這需要特朗普陣營跟拜登的陣營互相溝通好,互相不要再激化了。否則的話如果雙方一直激化矛盾,不知道美國總統什麼時候才能產生。

四、美國民主困境

這個困境其實簡單地說,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儘管是從70年代開始,但是我們別忘掉了,現在真正的一人一票民主,還要加上個社交媒體。在社交媒體產生之前的一人一票的民主還是精英民主,因為只有精英去動員,然後他們就成為政治參與者。精英不去動員的話,他們不會參與政治的。1960年代,亨廷頓他們叫三邊委員會,日本、歐洲、美國,因為1960年代他們一些學生運動,號召大家都參政,所以他們叫over participation(過度參與),如果老百姓過度參與政治,民主的負擔就會太重。後來大家覺得投票率低一點是好事情,投票率太高了也是個問題,因為over participation(過度參與),但under participation(參與不足)也不行。太低的也不行,但太高也不行,那麼西方的民主如何運作好呢?有一個中間地帶就比較好。你像中國所說的中庸,也不要太有激情,也不要太沒有熱情,人是理性的。

現在不一樣,現在一人一票又加上一個社交媒體,所有的人都是可以直接參与政治。特朗普就會用推特去影響他的支持者。社交媒體產生以前的一人一票跟現在的一人一票形式上完全不同的。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歐洲現在這幾年的民粹主義泛濫起來,這跟社交媒體是有關係的。以前所有的東西都是通過政黨而動員起來,現在通過社交媒體、通過手機就能動員起來。

民主為什麼這樣走不下去呢?一人一票為了什麼?我們說一人一票就是為了一人拿一份。我拿一份社會福利,拿一份好處。那麼一人拿一份的社會,如何實現可持續性呢?首先保證一人必須貢獻一份。一人一票的民主,他保證了一人能拿一份,但是一人一票民主沒有任何的機制能保證一人貢獻一份。那社會經濟怎麼弄?在超級全球化之前,假如說45年到80年代,當國家有主權,資本流動又不是那麼自由的時候,商人企業家階層多貢獻幾份,窮人就少貢獻幾份,而且不貢獻也行,因為可以通過國家稅收政策解決。那麼現在又趕上了一個全球化時代,撒切爾里根革命,為什麼會發生呢?因為資本很聰明,國內稅收太高且負擔太重,就會跑到中國等其他稅收低的國家。所以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我是覺得民主一定要解決,一人拿一份跟一人貢獻一份之間的一個矛盾。

五、拜登或繼續對華強硬 中國要憑自己的力量與美國共存

美國強硬的路線會繼續下去。特朗普的強硬路線,我覺得能從奧巴馬執政後期找到痕迹,如奧巴馬提出Pivot to Asia重返亞洲。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就是對奧巴馬政策的延續,並且他可能延續跟修整。

那麼延續跟修整實際上早期有它的好處。奧巴馬的Pivot to Asia,針對中國的政策實際上是比較全方位的。特朗普剛上台,他側重經濟面,因為他要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所以美國跟中國打貿易戰,主要是經濟,後來再慢慢的惡化,擴展到全方位。

美國對華強硬力量已經都動員起來,強硬路線也已經形成,不會一下子消失。我想對華強硬會延續到拜登政府,如果他當選總統。那麼唯一不同的是特朗普對中國是非理性的、不可預期的,他製造了很多如「黑天鵝」,「 灰犀牛」;但拜登基本上還是會回歸到延續奧巴馬的對華政策,雖然還是強硬,但是它是可預期一點,比較理性一點。所以我是覺得區分在一個非理性的強硬跟理性的強硬。

拜登是一個傳統的美國民主精英。人權高於主權,是克林頓時代提出來的,他也對民主自由感興趣。拜登感興趣,特朗普不感興趣;特朗普對戰爭不感興趣,拜登可能感興趣。所以這些南海問題,台灣問題,拜登如果一入主白宮,說不定會尖銳化。新疆問題、西藏問題、內蒙古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是民主黨以前一貫對付中國的方法,而共和黨人不是那麼感興趣的。對美國不要說換一個總統就出現一種新的幻想,關鍵還是中國要憑自己的力量思考如何與美國共存。

六、以美國為主的世界體系需要調整

美國要有大國的樣子,中國要有大國的樣子,尤其是中美關係不是簡單的雙邊關係,在現代國際格局裡是兩根重要的支柱,哪一個國家都不能倒。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當選美國總統,世界格局已經處於我們所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不認為拜登上台就能使美國回歸到以前的狀態,可能是從態度上對他的同盟、國際秩序好一點,真正能做到多少?美國已經力不從心了。

二戰以後的秩序主要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中國、印度,日本其他大國被排除在外,尤其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利益並沒有表現在國際秩序裡面。我們實事求是地說,儘管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都一律平等,但實際上對世界秩序的貢獻是不平等的,對不對?美國對世界秩序的貢獻能跟尼泊爾相比嗎?所以平等只是原則上的,大國應當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

美國不要把這個世界體系看成自己的,它應當把這個世界體系開放,讓其他國家來參與來分擔它的責任,那麼這樣反而使美國這個地位能保持更長久。再者,特朗普這4年為美國的所作所為,都使得美國的軟力量降到最低點。如這次新冠疫情傳播,沒有一個國家,包括它的盟國去求助於美國。所以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會改變嗎?是不是拜登一上台美國就可以恢復呢?我覺得美國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恢復過來,但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美國的硬力量還是在那裡,美國的整個經濟體系沒有因為這次新冠疫情而受到很大的傷害,只要美國的硬力量在,美國的軟力量還是可以恢復過來的。所以我們中國對美國還是要有一個現實的估計,它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尤其軍事上仍是最強大的國家,美元也是照樣強大,它的市場還是很大,它的創新能力並沒有因為新冠疫情而終止。

實際上我覺得美國缺少的是自信,即使它很強大。現在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相對衰弱了,但實際上美國這個社會還是在進步,尤其是科技經濟方面。所以我覺得美國需要一段時間恢復,但它還是可以在世界事務上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即其他國家扮演不了的一個角色。

七、中國的開放政策是分化美國圍堵最好的策略

從客觀的學術的角度來說,中美兩個國家在世界上的角色是非常互補的。中國沒有任何要取代美國的想法,我們領導人從鄧小平開始就一直表示永不稱霸。我們從來沒有要去挑戰美國霸權,我們還是要跟美國搞好關係的。並且你看我們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國際秩序是先請進來,請西方資本到我們國家來;然後第二步,我們接軌改變自己的法律法規體系,符合世界標準後,開始走出去。

那麼到現在的發展階段,我們已然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有很多第一,我們做「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銀行」等不是說要取代美國的體系,只是對現代世界體系的一個補充。所以中美兩國之間其實是非常互補的,我希望美國朋友更有自信,中國也更有自信。因為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已經壯大起來,美國很難圍堵我們了。所以兩個國家都要有自信,國際秩序修正也好、重建也好是沒有問題的;兩個國家如果都沒有自信,那是糟糕透了。

我們應當是開放的,即使美國把我們看成競爭對手,甚至把我們看成敵人,我們也不要把美國看成敵人,還是要用輕鬆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的開放政策是分化美國圍堵最好的策略。因為美國各個利益集團對中國的利益不一樣的。華爾街前段時間也是向中國施壓,但華爾街的目標跟它的冷戰派、強硬派是不一樣的。冷戰派、強硬派圍堵中國,是要把中國孤立起來;華爾街是為了使得中國更加開放,賺取更多利益。所以雖然這兩年中美貿易戰在打,但是根據美國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統計,有6000億美金進入中國金融市場。今年的英國經濟學人統計,頭10個月有2000億美金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為什麼?因為這幾年我們金融的開放。

中國的開放潛力很大,任何一個地方的開放都可以改變世界的投資格局。為什麼?中國市場太大。美國的中產階層是50%,即4億人口中有2億的中產階級。中國中產階級比例上大概是30%,即有4億的中產,所以中國4億中產的規模就相當於美國的總人口。沒有一個國家的企業、美國企業、歐洲企業,可以放棄中國市場,資本是沒有國界的。馬克思還是對的,資本是要利益驅動的,才能走向賺錢的地方,中國還是一塊最賺錢的地方。所以我就說中國真的要深化全面的開放,因為開放才能使得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

 

文章原刊於微信公眾號《環球深度悅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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