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俊恩:治政之道首在富民

2021-03-19
潘俊恩
城市智庫成員、立法會議員助理、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社會科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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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才會安寧昌盛。治政首要,在於富民,以「局部富裕」為過渡,以「共同富裕」為目標。

大環境的「局部富裕」

香港已經營造大環境的「局部富裕」,正經歷富民的首個階段。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超過 9%,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目標達到「共同富裕」,消滅貧窮。「共同富裕」是富民的指標,在承認資本主義下的財富落差下,以「先富」幫助「後富」,逐步實現「共富」;香港自 1950 年代起,由轉口港轉變成輕工業城市,紡織業、製衣業、製造業和塑膠業發展蓬勃,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1980 年代後,香港出現第二次經濟轉型,現時以國際金融中心的姿態屹立世界,穩定、開放和公平的營商環境促進經濟繁榮,各項經濟指標名列世界前茅。然而,繁榮未必維持安定,「局部富裕」背後的貧富落差是社會隱憂所在。

「局部富裕」的止步

止步於「局部富裕」不是真正的「富民」,而是惡性循環。中國大陸自 2008 年起,堅尼係數整體呈下降趨勢,顯示貧富漸趨均等,2019 年為 0.465;香港長久以來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下,主張「小政府、大市場」,大財團壟斷市場,市民喪失議價能力,加劇貧富懸殊。香港自 2001 年起,堅尼係數不斷上升,2016 年更達到 0.539,是高收入經濟體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2018 年最富裕 10%與最貧窮 10%的月入差距竟達 44 倍,而 2019 年的貧窮率達 15.8%,創 11 年新高。整體而言,香港經濟由「卡特」(獨占聯盟)主導,「在目前的制度下,很大部分的香港人感受不到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成果」。以上種種,無一不顯示「共同富裕」正距離香港越來越遠,貧富懸殊加劇,形成惡性循環。

「民貧」是取亂之道

「民貧」是自古取亂之道,亦是社會撕裂的深層次原因。縱觀中國歷史,民貧導致民亂,是社會動盪的主因,背後是政府經濟政策失衡所致。香港樓價高企,居住環境狹窄,地產霸權壟斷,交通費用昂貴,生活成本攀升,社會流動性低下,年輕人懷壯志長嘆,對政府怨聲載道,對生活前景感到絕望,漸漸走進撕裂的窘境。保守派與改革派之爭,從經濟層面昇華至政治層面,撕裂社會,更觸及「一國兩制」的底線,衍生「撥亂反正」的論調。2001 年以後,香港的堅尼係數有上升趨勢,巧合的是,自2003 年起,香港頻頻發生政治風波,難免聯想起兩者的因果關係。或者說,在政治控訴的社會運動外,還隱含對社會不公和貧富不均的哀鳴。

「富民」的出路

「富民」是香港的長遠出路和目標。政府必須直接面對深層次問題,扮演資源再分配的角色,以及使機會均等:一、地產霸權。大財團追求利益最大化,漠視社會責任,小商戶和平民淪為羔羊。政府只有出手調控,引入競爭,才能根治壟斷,建立相對公平的營商環境,降低市民的投資成本,提升致富的機會;二、熱錢流入。在自由市場下,外來熱錢流入導致樓價與市民購買力脫節。在平衡外來投資和本地居民的利益下,政府只有設立本地首次置業市場,才能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間接增加可動用資產;三、產業結構單一。未來數碼浪潮和去中介化的趨勢,只會讓香港單一產業結構的疲態更明顯。政府應慎重考慮結構轉型的方向,如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建立亞洲醫療、教育及文創中心,既可以順應未來潮流,又可以符合香港已有的比較優勢。以上三要,政府須當仁不讓,急市民所急。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若香港繼續止步於「局部富裕」,必定帶來更多社會深層次矛盾,日後難免再度激起民憤。長遠而言,香港必須深思富民之路,逐步趨向「共同富裕」,政府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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