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介嶺:對當前抗疫工作的幾點思考

2022-04-27
張介嶺
資深媒體人、香港媒體主筆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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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次新冠疫情,為患之烈,時間之久,史上罕見,尤其是隨着第五波疫情爆發,「動態清零」派和「與病毒共存」派各執一詞,互相指責,折射出人間百態。

「動態清零」也好,「與病毒共存」也罷,除了那些做夢都想發國難財的奸商之外,絕大多數人的初衷都是好的,無非是想讓疫情造成的損害降至最低。

其實,我們完全沒有必要人為地將「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對立起來。大凡能夠做到「動態清零」的,誰會願意「與病毒共存」?

令人遺憾的是,數年抗疫之路艱難曲折,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人類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不得不與其共存。與前些時候鋪天蓋地撻伐港府抗疫軟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隨着最近一段時間疫情回落,愈來愈多人似乎看到了港式「動態清零」的難能可貴。

平心而論,港府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儘管有過閃失,但與許多地方相比,堪稱抗疫的模範生。在眾口鑠金的艱難時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咬定青山不放鬆」,走出了一條富有香港特色的抗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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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堅持「動態清零」的同時,根據病毒的特點「科學防控」。與俄烏戰爭不同,新冠病毒無色無形,可謂防不勝防,往往談笑間即趁虛而入。在 「科學防控」問題上,香港的一些做法兼顧了各方面,有其獨到之處:

一是允許無症狀和輕症患者居家隔離。過去幾個月,筆者不止一個朋友染上新冠後都是在家調養治療後康復的。這種政策最大的好處是避免了對醫療資源的過度擠兌,確保了重症病人以及其他急症病人能夠得到及時治療,也有效避免了交叉感染。

二是推動核酸檢測多元化,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派發「防疫服務包」快測自檢,既很大程度上達到了陽性排查目標,又有效避免了人群聚集引起的交叉感染。不少企業也要求員工返工前提交自測結果,筆者所在公司即免費派發快測盒供員工自檢。

三是強檢速戰速決,不會長時間圍封樓宇、小區,即使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除短暫強檢之外,居民仍可自由外出購物,總體上避免了恐慌性搶購和聚集性感染,也穩定了人心。

筆者所住大樓同層曾有人染疫,物業管理人員上門提醒注意防護,同時建議去做一下核酸檢測,公司主管網上獲得資訊後,亦要求筆者在家遠端辦公數日,以防不測。港府規定,居家隔離患者只要在第6、第7天連續兩次快測陰性即可解除隔離,恢復正常生活。

第二,作為一種抗疫模式,「動態清零」有效控制了新冠傳染源、切斷了傳播途徑、保護了易感染的市民,成績有目共睹。上海疫情爆發後,社會上對強制隔離過程中的一些做法質疑聲增多,主要原因是政府的保民生配套支持政策不足。

說一千,道一萬,老百姓對一些防控措施不滿,與其說民眾擔心的是物理隔離,不如說擔心的是隔離期間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尤其是那些月月盼着按時出糧的打工族更是如此。

試想一下,如果被封在裏面的人朝不慮夕,坐吃山空,一大堆帳單等着交付,城外的管理者又缺乏同理心,「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老百姓能沒有怨言嗎?

顯而易見,如果配套措施跟上去了,隔離區域人人病有所醫、學有所教、家有餘糧,政府和社會慈善機構又有幫扶政策,不要說強封幾天,就是隔離再長時間,也不致於怨聲載道的。

不得不說,港府在抗疫紓困、緩解市民焦慮方面所做的工作做得落地有聲,疫情爆發以來,連續三年給市民分別派發一萬港幣現金、五千和一萬電子消費券,惠澤對象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後來又延伸至前來定居的新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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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於此,港府還給合資格的僱主按僱員人數發放工資補貼。其中,僅2020年就推出了800億港元的保就業計劃,向合資格僱主提供僱員工資五成的工資補貼,每名僱員每个月的補貼上限9000港元,為期6個月。今年3月,港府再推「保就業」計劃,向月入低於3萬的僱員提供每月8000港元的補貼,為期3個月,並向合資格失業人士提供1萬港元「臨時失業支援」。

此外,港府還推出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環境援助計劃、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等各類扶貧助弱措施,可謂雪中送炭,為不少低收入家庭和中小微企業解燃眉之急。。

第三,對新冠病毒要有科學的態度,既不要輕視病毒的危害性,也不能將病毒妖魔化。迄今為止,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識仍在不斷深化,像中國這樣嚴陣以待、嚴防死控乃情理之中,沒有甚麼好大驚小怪的。

毋庸置疑,應對新冠疫情最理想的狀態是發現一宗,撲滅一宗,不留死角。然而,無論是香港,還是上海,抑或吉林,無數事實證明,此類病毒很多時候防不勝防,一着不慎就會死灰復燃,搞得雞飛狗跳,社會上下疲於奔命。

眼下,新冠病毒仍在不斷變異,寄望於高喊幾聲「刀槍不入」短時間內置之於死地顯然是一廂情願。面對病例一時難以清零,如何借助大數據模型「交換、比較、反覆」,無疑有助於避免拍腦袋決策,盡最大努力減少新冠疫情可能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和社會經濟成本損耗。這就需要把握好抗疫與民生之間的平衡點,釐清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進一步弄清新冠疫情對人口死亡率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包括國內外疫情前後、疫情爆發後,以及不同抗疫模式對死亡率的影響,為高層決策提供扎實可靠的參考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基本概念,如果不细心琢磨,很容易被混淆,得出誤導性結論,如「病例死亡率」(CFR)和「感染病死率」(IFR)之間就存在差別,前者指的是新冠確診病例中的死亡比例,後者則指所有感染者中的死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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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香港為例,截至4月24日,本港第五波疫情累計確證個案118.9萬多宗,9036名患者離世,病死率為0.76%。如果按照香港大學醫學院已有440萬人染疫的估算,那麼本港的病死率是0.19%,而不是0.76%。

此外,香港將新冠引發的基礎疾病所致死亡病例統統算入了新冠死亡人數,而內地絕大多數地區統計口徑不一樣,計入的只是直接死於新冠的患者。如果簡單地以香港疫情死亡人數為參照想當然地推斷上海疫情外溢後,全國死亡人數將逾千萬不一定靠譜。

二是積極普及疫苗知識是關鍵。在本港第五波疫情中,60歲以上長者在確診人數中的比例高達95%;死者年齡中位數為86歲,89%為長期病患,其中,近七成沒有接種過疫苗;老年人接種2劑或3劑疫苗後,病死率降低至少10倍。

由此看來,正如國內外數據所顯示的那樣,疫苗接種率愈高,新冠病死率就愈低。為此,當務之急是加強宣傳,打消長者及其他脆弱群體的猶豫觀望心態,敦促他們盡快接種疫苗,切實降低「病例死亡率(CFR)」,助推各地盡快擺脫新冠陰影。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接種率已超過90%,60歲以上老年人口接種比例也達到了85.41%。專家建議,有必要做好抽樣抗體檢測工作,如果抽檢普遍達標,說明已經建立了一定水準的免疫屏障,逐步分地區放開就有了依據;如果抽檢普遍不達標,那就要堅決優勝劣汰,盡快批准保護率高的疫苗上市,防止利益集團綁架國家公共政策。

三是做好自己的事,跳出「動態清零」與「躺平」之爭。全球抗疫已逾兩年,不論是哪個國家,都在摸着石頭過河。客觀地看,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會任由國民在疫情中自生自滅,所謂「躺平」只是選擇的一種抗疫模式,不存在無所作為的真正「躺平」。

不必諱言,現在總有一些人對我國的抗疫模式說三道四,但「他說由他說,明月照大江」。我們更沒有必要杞人憂天,為一些國家的佛系抗疫模式抓狂,而應走好自己的路,利用制度優勢,博采他國之長,落實科學的防疫抗疫基礎。同時,輔之以行之有效的配套支持措施,嚴控次生災害。社會各界同心協力盡早走出疫情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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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無小事,是系統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每個人都責無旁貸。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都必須如履薄冰,「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打算」。各個層面,尤其是基層管理者,更要對民生之艱多些同理心。

誠然,基層守土有責,「歷力山大」,有些事情確實不好拿捏,左右為難,但不管東西南北風,都要兩害相權取其輕,堅持生命至上,以人為本。只有急中央之所急,想中央之所想,創造性地落實國家的抗疫大政方針,不斷優化完善抗疫模式,才能確保抗疫、民生、經濟幾不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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