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闊歷史:品茗的雅緻文化——論「茶」文化於唐宋時期盛行的原因

2023-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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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嘉怡
「茶」於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至今已有上千年歷史。由神農時期以鮮葉咀嚼為始,逐漸發展至出後代的煮茶、煎茶、點茶、炒青茶。茶作為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基因,其馥郁芬芳使古今之人愛不釋手。乃至唐宋時期,上逮皇室貴族,下至黎民百姓,人們對茶趨之若鶩勝於瓊漿玉液。再者,大量與茶有關的文化、思想、活動與產物紛紛湧至,為後世遺留了豐富的茶文化蘊藉,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古時雅致的生活文化。在未縷析唐宋時期「茶」文化盛行前,小編梳理茶在唐宋時期的發展,旨在大家能扼要地解唐宋的茶藝與製法。

雖説茶之飲用,發乎神農氏。最早時茶屬於藥品或菜蔬,但「茶文化」卻有「興於唐而盛於宋」之説,製茶品茗之風盛行其時。唐代名茶多不勝數,據《茶文化簡史》記載:「唐代名茶,首推蒙頂茶,其次為湖、常二州白紫笋茶,其他則有神泉小團⋯⋯渠江薄片等。」計有50餘種。唐代茶主要採用煎茶法烹煮:由炙茶、碾羅、煮水、投茶、加鹽、育華、酌茶等七個步驟(宮廷茶藝更為精細,共分十六個步驟),體現茶的韻味,它對水的品質、炭火的火候、沸騰的程度等均有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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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代,茶的發展承襲前朝更為精細。單論茶的種類便有百種以上,對茗茶的品質更為嚴格。在煮茶方式上,比起唐代主流的煎茶法,由宋人創新的點茶法更為普遍。由炙茶、碎茶、碾茶、磨茶、羅茶、置盒、温盞、調茶膏、七湯點茶、茶百戲、置茶托。經十多個步驟後,一盞芬芳香溢的茶才算製成。當中的七湯點茶更是點茶法的重中之重。宋徽宗趙佶所著的《大觀茶論》便有詳盡記載其過程:先調膏繼刻,以湯注之,茶筅輕拂,經七次注湯後形成「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淡月」的沫餑,顯茶湯之美。

從上文可見唐宋二代,無論是茶的品種或煮調方式均十分細緻且講究,藉以把茶的清香甘甜之味發揮到極至。究唐宋茶文化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茶」是作為宮廷權貴賞樂及昭示權力的工具。唐宋宮廷中,賜茶制度逐漸形成,統治階級會舉辦奢華的茶會,以作皇帝對朝臣的一種恩賜,且宮廷貴族所享用的茶飲也是上等貢茶,故此對茶的標準甚高。除於宮廷茶會賜茶給大臣外,唐宋帝王的賜茶對象亦包括僧人道士、外邦,甚至平民百姓均有被賜茶。關於唐代賜茶的記錄,多見謝茶表中,如《常褒·謝進橙子賜茶表》的常衮(貞元年間任潮州刺史)獲賜茶百串、《柳宗元·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的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獲新茶一斤。據上述文獻印證,唐代賜茶制度已存在,但此時期的賜茶人群只限於朝臣宗親。至宋代,皇帝賜茶活動蔚然成風尚,賜茶對象上逮朝臣外邦,下到平民百姓,在文獻均有記載。如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吐蕃、契丹、西夏等番邦首領接受哲宗召見,禮畢,賜予各部族茶彩(《曾公遺錄》記載此次賜茶)。此外,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亦記載帝王視察之時,會行賜茶之事,從而安撫民心,並勉勵百姓耕織,藉此顯帝王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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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茶作為雅俗文化的代表之一,帝王愛茶的表現,亦體現於日常生活當中。其中唐宋皇帝愛茶佼佼者,莫過於宋徽宗。他不但親自編纂《大觀茶論》敘述宋代的茶文化,且愛點茶。興之所至時,更親自為妃子和大臣點茶、分茶(莊綽《雞肋篇·論蔡京太清樓記與皇帝重幸鳴鑾堂記》記載),故被稱之為「皇帝茶人」。臣子亦投其所好,把各種極品貢茶如大小龍鳳團茶,密雲龍、龍團瑞雪等,上貢於皇帝,以致各州份出產的茶餅層出不窮。因宮廷權貴重視茶藝,催生唐代「陽羨」、「紫笋」與宋代「石乳」、「龍淨」等名茶,使茶的品種百花齊放。

其二,於文人雅士的推動下,茶文化漸趨盛行。中唐以後,因應文人雅士對品茗的興趣大於美酒,扭轉自古以來「酒貴茶賤」的認知。到宋朝,「俗人飲酒,文人飲茶」的轉變,茶的地位亦遠高於酒。他們大多選擇以清茶逢友舉辦茶會、品茗對詩,鬥茶作樂,共享茶藝,沉靜恬然。所謂茶藝,是指鬥茶、茶百戲及行茶令,體現烹茶、品茶之雅趣。尤值得一提的是鬥茶之風盛行。鬥茶意指以對茶的色、香、味進行鑒別,從而選出最佳的茗茶。簡述其製法即用茶匙不停擊拂茶水,形成茶湯表面的無水痕的泡沫此為最佳,方法與製作日本的抹茶大同小異,皆因榮西禪師於1191年把唐宋點茶、鬥茶文化帶回日本,從而產生屬於日本的抹茶文化,二者可謂是一脈相承。綜上所述,茶文化於唐宋時期大放異彩,究其原因與文人雅士對茶的推崇與喜愛,使「茶」有關的雅集活動花樣百出,而盛行於兩朝,甚至傳播至他國。

其三,茶已成民間生活之必需品,促使其更普及化。唐宋時期,茶已成為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在唐宋二朝屢有文獻、詩詞記載。從《舊唐書.卷一七三.列傳.李珏》「茶為食物,無異米鹽」及宋人吳自牧《夢梁錄》「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鹽醬醋茶。」中反映茶是當時的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常備品之一。茶在民間更趨商業化,茶坊、茶肆由唐代興起,盛於宋,且規模、類型更勝於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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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提及:「長安及洛陽開設了許多售賣煎茶的店舖,只需投錢便可取茶。」反映唐朝已有茶肆出現,茶成為「比屋之飲」,而非貴族和士大夫階層所獨享。但當時的茶肆大多只是飲茶小憩之處,並未有五花八門之勢。後因宋代茶文化承襲前朝,各種茶肆應運而生,繁榮興旺。以《東京夢華錄》為例,提及北宋時開封城內的鬧市和居民聚集之處,各類茶坊鱗次櫛比,繁榮興旺。而南宋臨安茶館的繁榮程度更甚,在《夢梁錄》及《武林舊事》記錄了不少當時在臨安有名的茶館:潘節乾茶坊、俞七郎茶坊、朱骼骸茶坊等,供平民百姓、知識分子、貴族子弟光顧、會聚、鬥茶行樂,享茶之韻味。凡此種種,茶之飲用不再是陽春白雪,而是阿里巴人。它不再停留於皇族朝臣等政治菁英,而是普及成為大眾文化傳承下去。

綜觀全文,「茶」於唐宋時期除了為皇家、文人的雅俗文化、享樂之事外,更逐漸進入千家萬戶,在民間綻放成為生活一部分。由此,「茶」亦不再單純被賦予為一種物質,作藥用或解渴之功效。而是化作為一種載體,把中國的禮儀之交、詩詞歌賦、藝術繪畫等共冶一爐 ,繼而形成一種全新的唐宋茶文化,點茶、鬥茶的雅集活動為當時的生活帶來高雅的情趣與氣息,亦為中國茶文化的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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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永昊、徐吉軍:<論宋代茶文化的歷史貢獻和當代價值>,《浙江社會科學》第8期,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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