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崛起與歷史的新開端

2019-09-23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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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初,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發表了其所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也是人類最後一種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為它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轟然倒塌,這一理論名噪一時,廣為流傳。

不過,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方自由民主內部開始發生巨大危機,並深刻影響到作為西方內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國際秩序」。今天,西方內外部危機互相交織,互相惡化,人們看不到內外危機如何緩和解決,出路在何方。

與此同時,也正是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不僅催生了內部新制度的誕生,而且開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被福山所說的西方「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中國的崛起開啓了新的世界歷史。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已經走過了70年的歷程。這個並不容易的歷程基本上經歷了三大階段。1949年之前,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數代人經過艱苦的摸索,才找到了解決革命與國家的問題,通過長期的革命和戰爭實現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結束了晚清以來內部積弱內亂和外部受人欺負的局面。當毛澤東1949年在天安門宣布「中國人民站立起來」的時候,新中國的建設才剛剛開始。

剛剛建國之初,在外交上基本上被發達的西方所孤立,中國只好選擇「生存外交」。先是實行「一邊倒」政策,和當時的蘇聯站在一起。但同蘇聯交惡之後,中國走向了亞非拉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打破了西方的圍堵和封鎖。「生存外交」極其辛苦,但中國贏得了真正的獨立自主外交。這和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並沒有對任何國家形成依賴,每一步都是獨立的,這為內部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塑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建國後對制度建設的探索

應當說,建國之後的30年裏對制度建設做了很多探索,為改革開放之後的發展和建設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即使是一些失敗的探索,也在此後產生了一些積極的效果。不可否認,中國基本國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澤東時代得到確立的,這些制度構架直到今天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被稱為「改革」的時代,顧名思義,「改革」就是「改進」、「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來。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鄧小平時代」。鄧小平一代有效地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中國在短短是40年時間裏,書寫了世界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蹟,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提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就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也已經接近了高收入經濟體。不過,更大的奇蹟在於促成了近8億人口脫離貧困。歷史地看,任何社會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會能夠找到有效的脫貧方式。在脫貧方面,中國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也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奇蹟是在高度開放狀態下實現的。如果毛澤東時代實現了一個獨立的中國,那麼鄧小平時代,這個獨立的國家高度融入了世界體系。這個融入並不是今天很多西方人所說的「西方施捨」,而是中國的主動融入。中國並沒有步蘇聯的後塵,「另起爐灶」,而是選擇加入以西方為核心的世界體系。

正是因為主動選擇,中國抓住了全球化所帶來的機遇,實現了快速的崛起。而其他很多國家未能有效抓住這個機遇,甚至失去了這個機遇,這和它們的選擇有關。也是因為主動的加入,中國在加入這個體系之後仍然能夠維持自己的獨立性。和世界體系的互相依賴,並沒有妨礙中國獨立的外交和內政。

儘管中國的經濟奇奇蹟為人們所稱道,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並不能僅僅以各種經濟指標來衡量。無論是中國傳統上曾經有過的輝煌,還是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的經驗都表明了一個道理,無論是國家的崛起還是民族的復興,最主要的標誌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確立和其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即外部的崛起僅僅只是內部制度崛起的一個外延。

如果光有經濟總量,但沒有內部制度建設,這樣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不可持續的。中國近代歷史充分說明瞭這個道理。例如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仍然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0%以上,但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就被英國所打敗。

制度是決定性因素。看不到中國的制度優勢,既難以解釋所取得的成就,也難以保障已經取得的成果,更難以實現未來可持續的發展。但正是關鍵的制度因素,很多人就一直看不明白。

近代以來直到今天,大多數人(即使是中國人本身)一直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兩千多年歷史歸納為簡單的幾個詞:封建、落後、愚昧和腐朽。而改革開放之後,人們又把1949年之後建立的制度視為是「落後的」,是需要被改革掉甚至廢除的。近年來人們圍繞着「中國模式」所展開的諸多爭論,恰好反映了這種思維方式。

與此同時,自「五四」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套適合中國的好制度。他們迷信西方制度,總是以西方為「天」,以為移植了西方制度,中國就可以輕易崛起和強大。對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很多人就簡單地歸諸於中國學習西方的結果,而根本忽視了中國本身在開放狀態下所進行的制度創新。

中國的制度創新被忽視

沒有人會懷疑學習西方的重要性,當代中國就是一個學習型大國,但如果簡單地對西方制度照抄照搬,失敗便是必然的。這一點早已經為歷史所證實。二戰之後,很多發展中國家簡單地選擇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機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國家。儘管從理論上說,憲政、多黨制、自由媒體等什麼都不缺,但在實際層面什麼也沒有發生,不僅沒有促成當地社會經濟的變化,反而有效阻礙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晚清至民國中國本身的實踐也充分說明瞭這一點。

在實踐層面,中國的制度變革和這些對西方的迷信,並沒有任何有機的關聯。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國可以說進入第三階段,即一個自主的制度建設和改進時期。如果說十八大之前,人們對中國自己的體制還缺乏信心,不僅不敢正視自己體制的優勢,反而認為自己的體制是必須被改掉的,那麼十八大以來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強化,人們全面評估中國體制的優劣,並對此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形成了「混合經濟制度」。具體地說,就是「三層資本構造」,即頂端的國有資本、低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最大程度上發揮政府和市場的兩種作用。各種經濟要素互信競爭和合作,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成功。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為一旦三層資本失衡,無論是國家主義盛行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盛行,經濟就會出現大問題,人們因此必須不斷在三層資本之間尋找到一個均衡點。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國的哲學中,自古至今,發展和管理經濟永遠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政府承擔着提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應付經濟危機、提供公共服務、平準市場等重要責任;而民間資本提供的則更多的是創新和活力。過去數十年中國在構造了世界經濟歷史的奇跡,又避免了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和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和這個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領域,西方的「三權分立」體系為黨爭提供了無限的空間,造就了今天無能政府的局面。相反,中國在十八大以來,以制度建設為核心,通過改革而融合了建國以來的基本制度和傳統制度因素,形成了「以黨領政」之下的「三權分工合作」制度,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

傳統上,「三權分工合作」體制自漢至晚清,存在了兩千多年,並沒有受王朝興衰更替的影響。今天,通過創新和轉型,重新確立了「三權體系」,為建設穩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礎。

不過,應當明白,無論是「三層資本體系」還是「三權分工合作體系」,儘管它們已經構成了中國最為根本的制度體系,但仍然有很大的改革和改進空間。在經濟體制領域,諸多問題仍有待回答:三層資本之間的邊界在哪裡?如果根據需要不斷調整邊界?國家如何保持「中性」,而在各個方面平等對待不同類型的資本?如何確立法治使得這三層資本在市場面前「人人平等」?對國有資本來說,更多的問題需要回答,包括其性質、功能和運行方式等。

在政治體制領域,也需要回答諸多重大問題:「三權」之間的邊界在哪裏?如何開放決策權,使其同時具有更高的民主性和科學性?如何提高執行權(行政)的效率?如何保證執行權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免受各種政治的干擾?監察權的權限如何確定?如何保證監察的有效性以確保廉潔政府?如何防止監察權的濫用而保障執行權能夠有所作為?這些都是日後政治改革的內容。

中國制度演進的經驗

經驗地說,在任何社會,經濟形式決定了社會形式,而社會形式又決定了政治形式。三層資本形式塑造着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它本身既是一個經濟秩序,也是一個社會秩序。同時,中國的政治過程又是開放的,不同層級的資本和社會形式都可以進入這一開放的政治過程,參與政治過程,有序地主導和影響着國家的進程。

儘管一些人對中國制度仍然充滿不信任和懷疑,西方的「中國解體論」依然盛行,但如果人們足夠現實,就不應該低估中國制度的生命力及其可能的外部影響力。中國制度演進的經驗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義。對中國來說,意義在於找到了自己的模式,這是一個經過了一個世紀的革命和戰爭(1840年-1949年)、70年的建設探索(1949年-2019年)而得來的模式。如果一些人認為這個模式行將消失,他們將會很失望。

其次,中國經驗對很多發展中國傢具有參照意義。中國領導層也公開表示,儘管中國絕對不會輸出自己的模式,但中國經驗可以為那些既要爭取自身的政治獨立,又要爭取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提供另一個制度選擇。也正因為這樣,今天中國和西方(尤其是美國)之間的競爭,愈來愈表現為制度之間的競爭,而其他各方面的競爭,往往只是制度競爭的不同側面表達而已。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的經驗表明,制度建設不能放棄自己的文明,但需要開放,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創造性地轉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只有找到了適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們才可以建設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續的制度體系。虛心學習他國經驗很重要,但學習的目標不是把自己變成他國,而是要把自己變得更好、更像自己。這是普世真理,中國成功了,其他國家也會成功。

第三,對一個失序的西方來說,中國的制度探索也不無參考意義。究其本質來說,今天西方所面臨的危機來自於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力三者之間的高度失衡。西方過去的成功來源於這三者之間的平衡。今天,西方經濟結構變化了,直接造就了社會結構的變化,而政治結構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結構。對西方來說,如果要緩和和解除目前的危機,就需要重新實現三者之間的平衡。要如何實現這個新平衡呢?

已經在中國出現的、還在演變過程的這種三層資本體制和三權分工合作體制,如果既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內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外部制衡,從而實現雙重均衡及其在此基礎上的穩定發展,對整個人類經濟政治體制的改進也是一種貢獻。

或者說,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今天這個時代的需要。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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