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闊歷史》:瘟疫二三事(下)

20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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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黎鎬文老師

《瘟疫二三事(上)》 ,筆者續問:瘟疫於帝制中國之情況?瘟疫與朝代衰亡之關係?是為本文之問題意識。筆者以明末大瘟疫 (註1)(1579—1588,1610—1611,1633—1644)作個案研究(case study)。

 明末大瘟疫之概況:萬曆大疫和崇禎大疫

明(1368—1644)末政治紛亂,黨爭頻仍,後金(1616—1636,滿清前身)來犯。若這些論調為明衰之人禍,明末大疫則為明亡之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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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

可見,瘟疫於明朝各時期之爆發愈趨頻繁,時至明亡前廿年,幾乎每年一疫,其中以萬曆(1573—1620)和崇禎(1628—1644)年間之三次大疫尤甚  

萬曆大疫以大頭瘟和「喉痹」瘟為主,自源頭山西中部,蔓延大江南北 (註3),其中以山西為重災區,故三十年後之萬曆三十八年(1610),瘟疫再度爆發。是次瘟疫,歷時之久,地域之廣,規模之大,對明末社會危害極深。

崇禎六年(1633)始之大疫,同源自山西,續而蔓延全國,甚至明亡之際(1644),瘟疫仍然猖獗。崇禎十六年(1643)八至十月,京師內外之疫情達至高潮。(註4)

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一人染病,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號滿路。(註5)

前文提及之明末名醫吳有性(1582—1652)亦稱此疫為「探頭瘟」,即「一探頭即染病死也」,威力與今之病菌、病毒,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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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志第四‧五行一水〉有關「疾疫」之書影(註6)

明末人口銳減

萬曆年間,瘟疫肆虐,北方人口銳減,其中包括山西、北直隸、河南、陜西、山東等,「人相食」、「十亡八九」、「死者過半」、「死者枕藉」、「死者甚眾」等記載,多不勝數。經專家推算,北直隸疫區死亡人口達總人口之40%,約180萬人死於瘟疫,連同陜西、山西、河南三省,死於災荒和鼠疫者,合計約700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的4%。(註7)

崇禎大疫之災情更為嚴重,遠超萬曆,大江南北,哀鴻遍野,一片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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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

崇禎末年,中國人口約餘一億五千二百五十萬人,以崇禎三年算起,瘟疫正是奪去這四千萬國人性命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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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大明劫》劇照(網上圖片)

由是觀之,明末人口銳減,對其社會、經濟、民生之影響,相信不言而喻。再者,瘟疫對時人身心之影響尤深,瘟疫不僅鼓吹迷信,更把國人籠罩於恐慌之下,人情冷漠,民心欲離,倫理失序,泱泱大國,不堪一擊。故《中國瘟疫史》作者:「所謂明朝先被瘟疫打敗,才被清朝(1644—1912)消滅的說法並不誇張」(註9) ,此說甚值參考。

 


1 亦稱明末大鼠疫,指明末三次大瘟疫,分別於:(1)萬曆七年(1579)至萬曆十六年(1588);(2)萬曆三十八年(1610)至萬曆三十九年(1611);和(3)崇禎六年(1633)至崇禎十七年(1644)。(余新忠:《瘟疫下的社會拯救——中國近世重大疫情與社會反應研究》[北京:中國書店,2004年],頁49。)

2 同上,頁58。

3 自源頭山西中部向北傳播,再以大同為中心,分別向西之山西繼續傳擴散,向東傳入京師(今北京和河北),再至山東。同時,山西中部之瘟疫南傳至潞安,並以其為中心,傳至河南,再至南京徽州府(今安徽),再至南京各地(今江蘇)、江西、浙江。(同上,頁65)

4 與萬曆大疫相比,崇禎大疫:(1)傳染更迅速,死亡率更高;(2)蔓延地域更廣;(3)河南、京津等多個地區成為疫埠,遍地開花;(4)瘟疫承萬曆而來,當然亦略為變種。(同上,頁71¬—73。)

5 轉引自: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1期(1997年1月),頁25。

6 張廷玉(1672—1755):《明史》(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卷28,〈志第四‧五行一水〉,頁18。

7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四卷‧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26—430。

8 同上,頁451—452。

9 黃文雄著,蕭志強,李明峻譯:《中國瘟疫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頁87。

參考書籍
[1] 余新忠:《瘟疫下的社會拯救——中國近世重大疫情與社會反應研究》(北京:中國書店,2004年)。
[2]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1期(1997年1月),頁18—32。
[3]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四卷‧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4] 陳旭:《明代瘟疫與明代社會》(臺北:崧博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
[5] 黃文雄著,蕭志強,李明峻譯:《中國瘟疫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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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凱文  20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