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家庭談判或成香港立法會選舉重大變數

2020-03-09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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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局近期的重大議題有兩個:其一是肺炎疫情防控,據說寵物狗也檢測出了陽性,政府更是祭出「永居每人1萬」的安民措施;其二是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選民登記已經開始,反對派的各類政治論壇火爆一時,紛紛暢想「9月奪權」的理想前景。獲邀參與論壇的「大咖」們自然理解主辦者的預期,總體上對9月選戰形勢一片樂觀,彷佛已囊中篤定。以曾鈺成和蔡子強為例,專家發言或報刊文章的預測套路是一樣的:以2016年立法會選舉結果為基本參照,以2019年反修例及區議會選舉結果為「加分項」,在直選組別和功能組別「掐指算命」,基本都是「過半奪權」的結論。沈旭暉更是清晰描畫了一條通往2022年特首選舉的「完全自治」奪權路線圖。一種「選舉奪權」的樂觀主義正在反對派內部及香港社會蔓延開來,似乎香港「完全自治」的里程碑即將到來。甚至建制派許多人也相信了這一趨勢而出現怯戰、甩鍋、提前卸責的心理。                                         

政治史的基本經驗告訴我們,民意是可塑造、可建構的,亦如流水般因循政治地勢甚至偶然的渦旋而百轉千回,民意與政治、法律的互動也是複雜多變的。民意對安全的敏感性超過自由,對權力的最終依賴超過挑戰權力的廣場快感。民意是很難預測的,選舉也是有複雜鐘擺效應的。香港絕不例外。反修例當然是反對派的重大政治成果,可以「啃上」幾年,區選就是即刻顯現的「早期收穫」之一。但是目前所有的「樂觀主義」預測基本都是建立在靜態、單向、線性的預設軌道上,有着內部性政治群體很強的自我暗示與抱團肯定的傾向,未能深入把握香港政治生態與社會民意的複雜性。筆者近日看到香港建制派屈穎妍女士《獅子山下的決裂故事》一文,講述了她的朋友「家庭決裂」的故事。這是一個單親家庭,母子相依為命,但反修例運動改變了母子關係。母親自然是偏於保守的,從安全與生計着眼,屬於香港典型的「沉默大多數」,但兒子青春年少,加上同輩人蠱惑之壓力,甚至有教師的誘導,毅然走上「時代革命」道路。然而,大半年「革命」下來,香港法治受損,經濟民生衰退,社會撕裂,人心浮動。但兒子並無悔意,反而對母親展開「反向洗腦」,拉開「統一戰線」,以青年人帶動中年人。屈女士非常痛心於香港社會的政治撕裂及家庭內部的矛盾衝突,有警醒香港「家長群體」及呼籲政治上「痛定思痛」之善意。文中母子的內部對話堪稱經典:     

子問:「如果你真的這麼愛我,為什麼不為我而退一步?」

母答:「因為我知道如果我退了這一步,你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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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家庭對話絕非個例,甚至非常普遍。運動起初,子女抗命「出征」,父母同情理解,或認為依循舊例「鬧鬧」就完,出不了大事,或認為給子女見識社會之機會,表達「家長們」無法直接表達之合理甚至不合理訴求,兩相默契。子女每日「出征」,父母每日「工作」,家中藏有黑暴裝備或容留黑暴夜宿,父母睜眼閉眼之間,彷彿未見。子女漸漸認為父母軟弱保守,而自己才是社會正義與希望的代表,是為自己這一代人爭取光明前途。於是,在家庭包容與社會縱容下,年少無知的青年人不因知識與道德缺陷而受到批評,反而在虛幻的廣場體驗、網絡串聯與媒體蠱惑下「自我英雄化」。於是,在家庭場景裡的「和平對話」中就產生了一種「反向規訓」的結構,真理在手的青年人開始振振有詞地教育甚至「拯救」保守軟弱的父母。青年人假定:其一,父母應當是「愛」自己的;其二,「愛」自己就等於「支持」自己。所以,文中這位青年理直氣壯地要求母親「退一步」。這裡的「退一步」絕不是「海闊天空」,而是放棄社會正義與道德的基本原則,放棄家庭與社會對青年人的教育責任,放棄父母對子女的理性之「愛」。母親儘管一貫疼愛縱容孩子,但在這一次「大是大非」面前,母親不再退讓,堅持了原則立場。母親未必能夠最終說服孩子,孩子依然可能參加「黑暴」行動並在選舉中投下他們並不真正理解其意義與後果的「神聖一票」。但至少,這位母親不大可能繼續「沉默」,在投票中也不大可能投給代表激進暴力的一方候選人。  

參加反對派論壇的所謂「大佬」、「大師」們或許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這種「家庭談判」的自然理性化機制對立法會選舉的實際影響與衝擊力,甚或以為「家長們」都如同自身一樣乖巧而自私。實際上,「家庭談判」貫穿香港反修例運動全程,只是在運動高潮期,家長的理解與勸導能力受到普遍壓抑,而在運動後期則可能強勢復蘇反彈。如上文中的例子,再軟弱保守的母親也會在「孩子們」的革命破壞性衝擊下:一方面產生強烈的愛護之心而強化家庭內的談判、教育和勸導;另一方面將自身識別為獨立的政治權利主體,在選舉中投出理性的一票。反對派的選舉預測是:沉默的大多數繼續沉默,爆發的青年人全歸自己。其間的投票率與投票取向的搖擺落差,豈是這些坐而論道者可輕易測準?               

母子的內部對話與談判還折射了政治哲學上非常重要的一對範疇: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香港政治的激進化已經發展到相當的高度,甚至如大陸金燦榮教授在近日訪談中所稱「香港新納粹」。「新納粹」本是右翼極端主義,自由民主的「納粹化」不是天方異談,但在香港的實際發生卻困難重重,理由是:其一,香港承續的是英式普通法與代議制傳統,內涵保守主義與經驗主義因子,對激進主義有一定的節制理性;其二,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一國兩制」由國家承擔最終的憲制秩序保障責任。儘管如此,香港的政府管治與社會自治仍需進行預警和防範,否則放任社會運動激進化及激進勢力選舉奪權,「納粹化」這樣的政治病毒也可能變異感染香港社會,其危害遠超自然界的新冠肺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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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為了鼓勵青年人,我們一直將青年人作為「社會的未來與希望」。甚至,20世紀中國革命傳統中亦高揚「青年精神」。這樣的青年推崇文化固然可以合理孕育革命的理念和力量,但也為青年運動的盲目性和破壞性打開了政治閘門。青年精神內含的激進主義,以「一代人的自由立法」為核心原理,可以與父母輩的傳統秩序徹底決裂,所謂「時代革命」,也可以不去考慮下一代的可持續發展,甚至窮竭資源,坐吃山空。啟蒙革命時代的托馬斯·潘恩是這一民主激進主義的思想代表,認為「每一代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因而每一代人都有完全的「主權」實現革命,自我立法,謀其專屬於這一代人的「幸福」。在「一代人」的歷史範疇內,這一民主激進主義的邏輯堪稱完美,香港青年本土主義的社會崛起與政治衝擊波,其背後的根本精神理念與此有關。「青年」是一切,是未來希望,是社會唯一代表,造成了青年運動的脫軌效應和持續破壞性。或許青年的成年時刻是「知識教育」的完成,但絕不是「社會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完成。青年只是社會世代秩序中的一部分人,承前啟後,而絕然不是「空前絕後」。所有的今日「青年」都會老去,今日執念的中心價值會在未來邊緣化,今日的行動未來會後悔。問題或許不是青年的錯,因為全世界的青年在本質上都是躁動、不成熟和有待教育的。問題在法律秩序和社會教育體系的內在漏洞。若香港青年在這一代敗壞,曾經引以為傲的香港法治和香港教育是要負上主要責任的。        

與潘恩式的民主激進主義相比,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義深得英國政治文化之精髓。柏克對鼓噪一時的、來自歐陸啟蒙傳統的激進主義進行了激烈的理論批判,對時人誇讚不已的法國大革命予以價值否定。柏克正確看到了「一代人秩序」的虛妄自大與不負責任。任何「一代人」都沒有完全的主權和立法權,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壟斷一個連續的文明與政治共同體的價值與秩序。柏克的經典立場在於:文明而理性的秩序是「過去的人、現在的人和未來的人」共同守護的遺產。每一代人都需要敬畏文明、法律和社會秩序,都沒有充分的理性依據和政治權力加以徹底摧毀。每一代人都需要謙卑,都只是歷史演進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而已。鼓吹青年人可以改變一切的,是真正激進主義的革命口號,是破壞香港法治、社會秩序及「一國兩制」內在憲制平衡的顛覆性動員策略,是代際意義上的「顏色革命」。香港所謂的「時代革命」有被翻轉為「代際革命」的風險而結構性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國際地位與制度穩定性,最終導致每一個具體香港人付出沉重的「時代」失序與失衡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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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修例在內外激蕩之下,不僅嚴重衝擊了香港的法治秩序,削弱了香港國際地位與金融競爭力,而且快速滲透侵蝕着香港的建制權力框架與「一國兩制」憲制秩序底線。區議會已經逆轉,立法會是否可能同方向改變呢?反對派以為「青年一代」的革命都是「民主」,青年也自以為是,但他們完全誤解了「民主民粹化」甚至「民主納粹化」的極端政治風險。不過,香港反修例運動也是「雙刃劍」,在鼓動了青年的同時,也警醒和刺痛了香港的「家長群體」,香港的家長們不可能繼續沉默和受傷了。               

現在離9月份立法會選舉還有半年時間,在香港經濟下行、疫情負面影響以及社會持續撕裂的「真實危機」下,「家庭談判」機制或許會成為各方想不到的一個重大變數:其一,「家庭政治化」與家庭撕裂是香港激進社會運動變異與破壞性的核心指標之一,修復家庭是社會和解與重建的關鍵性工作,因此政府、社區和家庭都會面對這一真實的挑戰而採取相應的補救性機制;其二,家庭內部的談判與對話具有不同於社會論壇及官民對話的和平、情感互通與利益共同體優勢,且可以日常化反覆磨合,逐步消磨激進運動帶來的精神躁動與尖銳對立意識;其三,建制派選戰工作若重點突出對「家庭談判」中家長對話能力與技術的針對性培訓和輔導,不僅有助於爭取和穩定「家長」選票,還有助於在每一個微觀「家庭」衍生「青年」選票;其四,家庭自身所具有的倫理教育和經濟制裁功能,使得家長與子女談判時具有比較性的優勢,發揮家庭作為社會與制度保守性「堤壩」的關鍵作用;其五,家庭內部的「政治心戰攻防」也會是反對派的工作重點之一,上述文中的母子對話其實信息量很大,如果不重視「家庭談判」機制的調研、援助和鞏固,不重視將「家庭」作為社會教育、法治教育和選舉基礎鞏固的關鍵一環,立法會選戰形勢可能會更加惡化。      

總之,反修例撕裂香港社會,區選釋放「泄憤式投票」政治激情,為2020年立法會選舉增添太多變數,引起多方不安,亦暗示了一種早就潛伏於香港政治生態中的「選舉奪權」路線圖。但反對派的樂觀主義預測更多是一種靜態、單向和純粹線性的「紙上談兵」。香港家長到底怎麼想?香港精英到底怎麼想?香港社會與香港人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香港與「一國兩制」新秩序?中央到底如何理性應對?其實並不清晰和篤定。在各方爭相預測、拉鋸與釋放影響力的選舉周期中,「家庭談判」機制既是社會理性的自然修復機制,也是建制派與反對派可能悄悄「着力」的隱秘戰場。經過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結構化淘洗,香港的每一個家庭早已「政治化」,既然如此,就讓「家庭」承擔起與社會及法律秩序相協調的保守性調節功能吧。「家長們」也需要凝聚起危機狀態下的政治責任,以真正負責任的理性之「愛」展開家庭談判、教育和勸導,為自身與下一代維繫一種切合於「一國兩制」的穩健的價值觀與憲制秩序。此次立法會選舉不僅僅是香港民主秩序的再測試,也是香港家庭與社會理性修復能力的再測試。保衛家庭,才能保衛社會與高度自治,也才能保衛香港未來及與國家的良性憲制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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