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全球化告急人類回歸城堡生活?

2020-03-30
韓詠紅
聯合早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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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億——這是至今全球因冠病疫情而被令「居家避疫」或活動受限制的人口總數。在幾天前(22日),這個數字還只是10億,隨着英國、新西蘭等國家加入,被「禁足」人口已經迅速膨脹到30億,相等於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印度的13億人口從星期三凌晨以後就不準踏出家門,印度總理莫迪直接說,這就是戒嚴。

回想起來,當冠病疫情還未在西方世界大規模擴散時,《紐約時報》2月28日就指出,用中世紀的封關鎖國方法防疫,雖粗暴且侵犯個人自由,但如果執行得夠及時,能夠拯救不少生命。報道也引述公共衛生專家警告,疫情擴散到美國只是時間問題,可惜美國社會仍普遍以為冠病只是中國的事,而今全球確診病例逼近50萬,美國成了又一個「震中」,《紐時》上述報道一語成讖。

30億人口行動受限,全球航運業旅遊業大蕭條,「鎖國」地區的經濟活動暫停;處在生命與健康危機下許多國家倒向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從禁止口罩出口到禁止糧食出口……這一切都讓中世紀城堡生活的感覺更為逼近。

與「城堡現實」相應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全球產業分工、開放自由的跨國貿易體系,以及人員與企業能自由流動的全球化格局,看似正離我們遠去。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尼布萊特(Robin Niblett)最近就預言,冠病疫情可能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尼布萊特認為,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崛起已經激起美國兩黨一致主張與中國科技和知識產權脫鉤,甚至要施壓沒有與其採取統一戰線。這場冠病疫情,更迫使政府、企業、社會紛紛強化產能以應對長時間的經濟自我隔離,在這種情形下,世界要回復到此前互惠互利的全球化就更加不可能。何況,那些因抗疫不力失分的政治領袖,很難抵禦諉過於外的本能,這將讓國際合作更為困難,紛爭更為尖銳。

尼布萊特認為,我們所認識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如果我們從冠病對全球化動力的影響分析,這個趨勢就更為明顯。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產業鏈分工為標誌的全球化,其核心推動力是經濟邏輯與逐利目的,即通過分工來轉移或擠壓成本、提高效率,從而創造更多的財富,並希望所有參與者多多少少都分到一些。事實證明,最終利益的分配遠遠談不上公平,全球化創造的財富集中在少數寡頭手中,個別企業與富豪甚至能夠超越國界去進行資本運作與避稅,還侵蝕了國家的經濟與稅收主權。

然而,既然其推動力是逐利,也就是說全球化參與者是來同甘的,不是來共苦的,不是來分攤危險的。當出現區域性或者全球瘟疫,威脅到人類最本質的存在時,國際上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的一幕就如期而至。近期意大利深陷冠病苦難,卻得不到歐盟的援助就印證了這一點。

小小一枚口罩也充分暴露了一國將產業外移,過度依賴國際貿易的弊端。歐美國家的口罩供應鏈外移多年,近期就出現了口罩供應危機,儼然形成國家安全隱患,歐洲還發生德國截留瑞士口罩的事件。這些經驗都會促使各國領導人和企業對全球產業分工與國家安全的重新權衡,更多國家會將核心物資供應放在國境之內,避免為追求效率而犧牲安全保障。

當全球化遇到逆流,我們將迎向比較不開放、經濟增長較慢和自由度較低的世界。屆時,大國可以依靠龐大的國內市場與供應適應新形勢,小國的生存則會面對更大挑戰,更欠發達國家的困難恐怕更嚴峻。

當然,取決於這次疫情持續時間的長短,結局還存在非常多變數,未必像尼布萊特預言般悲觀,也可能全球化的重心將東移,中國成為新一波全球化的推手——在最近幾個星期裡,中國已經雄心勃勃地力推「疫情外交」,不過這也可能激起美國與西方世界的反彈,激化中美對立甚至文明的衝突。

無論如何,疫情後的世界將跟今天的不一樣。回歸城堡生活只是一種比喻,但是全球化放緩顯然已不能避免,任何國際潮流都有周期性,冠病疫情如果能促成一種更平等、更有助於維護在地利益與文化的全球化,則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也是各國為政者應該努力的方向。只要國際合作的需要與利益仍在,新的合作方式也會自然產生。反之,若疫情持久不消,則不僅全球化難以維繫,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甚至文明衝突都可能發生,這也是不得不警惕的苗頭。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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