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闊歷史》清末警察之創設

20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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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黎鎬文先生

「警察」一詞,為近代日本引進之外來語,即日本語「けいさつ」(keisatsu)(註1)。 晚清政府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邀請川島浪速(1866—1949,時為順天府日本警務衙門事務長官)創辦京師警務學堂,以培訓中國警察(註2)。 與之稍早,上海道台蔡鈞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命永谷隆忠(明治維新警察改革專家)在楊樹浦成立警署;光緒三十一年(1905),上海道台袁樹勛(1847—1915)聘任劉景沂(畢業於日本警官學校)改求志學堂為警察學堂(註3)。 可見,日本於清末警察創立過程中,擔當之指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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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島浪速(圖左)與愛新覺羅‧善耆(1866—1922,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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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1937—2006),章紅等譯:《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6。
2 韓延龍,蘇亦工:《中國近代警察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95。
3 (美)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1937—2006),章紅等譯:《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頁15,17。

 

至於,近代意義上之警察制度,則始建於英殖香港(1844)(註4) 和上海等城市的租界。清政府最初稱警察為「巡捕」(註5) ;待巡警部成立,即明令通稱「巡警」;隨着巡警部之完善,「警察」此名最終鑿定。(註6)

清末警察,一般分為警官和警兵,與今略同。警官絕大部分來自舊官僚,僅少數為警官學堂、政法學堂和留洋歸國之學生。而警兵則源自旗兵、綠營、團練、保甲、商團、壯丁等。(註7)

惟警兵質素參差,對「警察」內涵一竅不通。正如時任湖北巡警道全興所言:

巡警隊中絕少在學畢業之人,非以游勇改充,即由游民召募⋯⋯巡士無真知,對長官而舉左手,聞之令人失笑,即此細故可例其餘。 (註8)

有見及此,清末一些有識之士曾上書清廷,以正時弊,他們包括:項左輔、徐世昌(1855—1939)、端方(1861—1911)等。

項左輔曾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上書,強調篩選巡兵之重要性:
 

巡兵不得其人,警務難期振作。欲其振作,非選擇巡兵,嚴訂表式不可。(註9)

同年,巡警部尚書徐世昌上奏,力陳興辦巡警學堂之必要:

巡警為專門之學,須由學堂出身⋯⋯各行省地方遼闊,所需巡捕甚多,必欲得學堂人才⋯⋯可於各省及商埠先設巡警學堂⋯⋯教以淺近警法,再逐漸分別汰留,數年之間,可徐臻美備。 (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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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家騏,林玉鳯:《國境邊陲的治安與秩序:港澳警政比較》(香港:中華書局,2020年),頁36。
5十九世紀下半葉,「警察」之稱謂仍非常雜亂,諸如巡差、巡丁、巡捕、巡兵等。在香港,民間稱警察為「差人」,乃中國衙門差役之舊稱,沿用至今。
6韓延龍,蘇亦工:《中國近代警察史》,頁3。
7韓延龍,蘇亦工:《中國近代警察史》,頁147—148,151。
8《全興致部尚書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轉引自韓延龍:《中國近代警察制度》,頁153。
9「巡兵者,巡警之代表也⋯⋯以能去其害民者為宗旨;以能解散口角、清理道路、查察民情為義務;以能巡邏地面、保護城鄉、提防賊匪為責任⋯⋯非深明巡警公理、巡警職分不足以擔其重任。」(《項左輔稟呈》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轉引自韓延龍:《中國近代警察制度》,頁153。)
10〈請飭各省將綠營兵弁挑設巡警折〉,《退耕堂政書》,卷3,轉引自韓延龍:《中國近代警察制度》,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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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警部尚書徐世昌(網絡圖片)

端方(直隸總督)亦與徐見略同:

至於巡捕一項,現皆以營兵充補,實難望其諸事合宜,只有酌量先設警察學堂,更迭訓練,以策後效。 (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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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隸總督托忒克‧端方(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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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整頓警察折〉,《端忠敏公奏稿》,卷4,轉引自韓延龍:《中國近代警察制度》,頁154。

 

故同年(1906),巡警部即制定了《考取巡警章程》;翌年,民政部奏請裁汰各地原有之捕役鄉勇,並從壯丁中選募警兵;各級政府亦制定一系列規章,如《各區訓授巡警規則》、《募警入學簡章》、《巡警教練所章程》等,以保證警察之來源與質素。隨即數年,警察官兵之來源、選拔、錄用、考核、獎懲、升降等人事制度,漸趨完備(註12)。 我國警察制度之創設,可謂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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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韓延龍:《中國近代警察制度》,頁154—155。

參考書籍
[1] (美)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1937—2006),章紅等譯:《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 韓延龍,蘇亦工:《中國近代警察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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