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打造中國的新社會契約

2020-12-14
郭良平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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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是共產黨政治的最高境界,但它總停留在理想上。究其原因,主要是所持政治主張和理念包容性不夠強。

毛澤東時代,除了大批人被當作階級敵人實行「專政」外,內部的派別鬥爭的處理,也往往是將對手打成「資產階級代理人」「反革命」「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派」等等(斯大林大清洗時則統稱為「人民的敵人」)。

這樣做造成積怨太深,使恐懼和戾氣充斥社會。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和企業家等,在任何現代社會都是生產力的中堅,卻被當作「臭老九」送去打掃廁所、干體力活,被當作剝削階級打倒,再被踩上一隻腳,一踩就是幾十年。私企老闆至今地位尷尬。

中國的長治久安需要一個寬鬆得多的社會契約,來包容儘可能多的人。比如美國建國契約——獨立宣言和憲法,不僅僅凝聚了當時13個殖民地精英的共識,而且之後200多年其外延不斷擴大,逐步包容了所有種族、宗教、階級、性別、價值觀、政治傾向等的人,形成了一個世界意義的範式,造就了一個最強大,最具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超級大國,根本原因就是它的價值觀和原則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普適性。

比起共識不再、社會撕裂的美國和其他許多西方國家,當今世界中國更有條件率先達成適應新時代的社會契約。中國社會相對穩定,國家認同意識強,政府支持率高,經濟增長快,各方面事業發展比較順利,綜合國力直追美國。這是個有利時機來為今後百年的繁榮昌盛打下基礎。

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是七八個「國父」關起門來炮製的,是迄今最成功的「頂層設計」。如果放在今天大眾民主的激烈爭鬥下,恐怕永遠達不成一致。在民粹主義興起的許多西方國家,也是如此。但中國具有這種頂層設計能力。

但首先必須克服一直以來契約意識的模糊: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中國夢、民族復興等等。當今世界沒有任何政府不自稱為民的,中國從三皇五帝就有樸素的民本思想,但歷史上的統治者有多少真正做到了執政為民呢?缺少可操作性和無法追責的許諾都涉嫌忽悠。要避嫌忽悠,就要思路清晰,尤其要搞清楚幾個關鍵問題。

首先是意識形態問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顯然不是包容性社會契約的好基礎,試圖在此基礎上達成全民共識,反映出了一些帶根本性的模糊認識和教條主義。

馬克思主義分析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而且近來似乎更加尖銳複雜了;它指出的方向似乎也是大勢所趨。但馬克思沒有預料到資本主義會在他死後近一個半世紀仍然強勁,也沒有預料到20世紀以來的中產階級革命,更沒有料到社會主義革命會發生在不發達國家,以及嘗試實踐他的理論的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會在一夜間崩潰。

這些沒有料到的重大歷史事件,說明了馬克思的理論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新技術革命推動下的生產關係正在向後工業社會演變,而馬克思主義是工業社會的產物,其局限性會越來越突出。

換言之,現在需要的不是回歸而是創新,創新的價值遠遠大於回歸正統。唯有創新才有可能使社會主義被更多人認同和接受,從而成為新社會契約的理論基礎。要想用正統馬列來統一思想,就只能退回到計劃經濟;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靠不許人講話和控制輿論是達不成共識的。控制恰巧說明理論缺少說服力,需要發展創新,而思想控制恰恰阻礙了它。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為實際需要做的變通,也是理論貧乏的表現。40年改革開放實踐後,仍然停留在這種貧乏上就說不過去了。相比之下「人類命運共同體」更能反映歷史的發展方向,但卻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正統相矛盾。

中共又在強調「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了,說是「信仰大於天」。但馬克思從來沒有系統闡述過共產主義社會形態,他認為尚不存在的社會形態是無法研究的,所以僅僅給出了一些基本原則,如平等、自由、「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性解放、階級和國家消亡等等,最根本的是克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這些都不是什麼遠大理想,是現在就可以努力爭取的,而且這種努力必然會超越馬克思,因為它必需依據馬克思看不到的現實世界的發展變化。「遠大理想」必然虛無縹緲,但現實努力卻可能達成新社會契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右邊來的危險在大大降低了,但仍然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為了利益的最大化,仍會大力推銷自由主義,以便維護他們的龐大的財產和寡頭壟斷地位。這樣擴大貧富差距,造成1%和99%之間的對立。

第二個問題是中華文化要面對的更根本問題:是否承認天賦人權。但這裡的要害,不是自由主義主張的個人主權,而是理清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一方面只要是公民,無論是地富反壞右還是臭老九,都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在中國的憲法和法律上已經有所體現。

但另一方面的現實是,一旦以人民、國家、黨或其他集體的利益為名,任何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都可以受到侵犯,尊嚴和價值被碾壓,尤其是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指導下。

高壓下盛產刁民,出不了公民;沒有公民就沒有公理,要有公民就必須明確政府權力的界限,在每個人周圍建立一個安全帶,使他有安全感。不同文化在界定集體和個人的關係的尺度不同,結果也不一樣,但兩者不可相互抹殺應該成為共識。

第三個需要梳理的問題是官民關係。這裡包含了若干次級問題,首當其衝的是:治國術里是否保留「威嚇」的手段。中國傳統中的下馬威,公堂上的殺威棒,砍頭、凌遲和誅九族等等都是常用統治手段。現在文明多了,但領導仍要立威,官府需要震懾來維持秩序,使大眾服從。

一方面這是人性中固有的傾向,很難克服,另一方面當局往往發現威嚇很管用。但從現代文明的標準來看,這不得不說是個陋習,導致了廣為詬病的「長官意志」,也是「威權主義」壞名聲之源。治理手段用公理和法律取代威嚇是歷史進步。

其次,傳統民本主義的官民關係,是放牧而非民主關係,百姓渴求的是好皇上和青天大老爺。中共常講人民當家作主, 但施政仍主要是傳統的牧羊式,官民之間制度化的聯繫太少。西方選舉民主的一個弊病,是選舉時以民為本,選舉後則以獻金的利益集團為本。中國的新民本主義需要摸索出比普選民主更優越的制度,使民主和良治無縫結合。信息社會的技術手段和制度創新為此創造了廣大的空間。

第四個是黨政內部的各種關係。要保證政權的人民性,就必須在制度設計上增加官員對老百姓的依賴,減少他們對上級的依賴;要保持社會契約與時俱進,就需要有一整套制度來不斷更新共識。中國目前的制度的議政平台明顯不足,糾錯機制也不完備。黨內民主程序形同虛設,壓不住各級各地各單位中的專權傾向。

政治過程的封閉性也使宮廷政治仍有市場,這些年宮斗連續劇大紅大熱,很不利於政治現代化。上級可以節制下邊的土皇帝,但最高層無人節制,只能靠自覺自律。而大權在握後,自律最難,自覺則靠個人修養。擴大議政平台和定期對主官信任投票似有必要。

第五個是法治的問題。這裡有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一是克服中國自古以來的人治文化,這方面中共做了大量工作,八九十年代推行了數個全民普法五年計劃,現在正在推行法治政府,依法治國。但權力過於集中助長了人治文化——走關係比走法院管用,也產生了第二個老問題:法大還是黨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被接受,但司法機構都處在各級黨組織之下。司法獨立是個繞不開的問題。

理清了這些問題,就有可能打造出一個面對新時代的社會契約,凝聚社會所有的力量、發揮每一個人的潛能。這麼個契約對政府的合法性,國家的長治久安,民族的復興,人民的福祉具有長遠意義;也將大大拉近中國同其他國家的距離,便於它們理解和一定程度上認同中國,不再將中國看作異類,壓縮「中國威脅論」的市場。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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