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坑村是一個典型的客家村。村裡口有很多老人抱著小孩在村前的大樹下玩，講客家話。這種田園牧歌的景象，在香港已是「買少見少」了。客家話中「丁」與「燈」同音，添丁的村民從前會在這一天帶一盞燈掛到樹枝上，向宗族報喜。

趙式慶這位城中富三代，完全具備「高富帥」的條件，但他不是紈絝子弟，而是一位每天辛勤工作的商界文化人。一頭微卷的半長髮，精緻的五官，190公分的身高，像似一位特立獨行的藝術家，然而觀察他的雙眼、行路、坐姿，不難看出他是一位習武之人。 趙式慶在九年前成立「香港文化節」，並與由他一手創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地脈協會」舉辦多項文化和藝術活動，趙式慶說，一直以來香港就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平台，是中國天然形成的窗口。

哈佛大學音樂學系博士、台灣大學助理教授佩玲最近來香港辦事，順道來看望筆者。 她的父親黃宣衛任職中央研究院，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所以筆者視佩玲為「姪女」，除了盡地主之誼，還為她舉辦了一場客家音樂的專題座談會。 邀請出席的嘉賓都是對客家山歌或文化有深入瞭解的朋友，包括香港演藝學院退休講師張國雄博士、西貢前區議員何觀順校長、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主修聲樂、副修琵琶及非洲鼓的陳詩明老師，還有香港音樂人伍新強，以及鳳凰衛視主持人曾瀞漪等。

告別口罩容易，難的是告別三年口罩生活的陰影，特別是告別佩戴口罩那種害怕被感染的恐懼心態、那種人與人之間保持距離的防患心理，告別口罩生活造成的貧困和艱辛

鄒傳愷先生口齒尚清楚，思路尚敏捷，記憶還清晰：「那時候日本人把衡陽炸得稀爛。四三年是抗戰最艱難的年份，我們的學校經常轉移，雖然是學生，但是戰事繁忙時我們不能只讀書，要一邊讀書一邊上前線救治傷兵。」

作為中國音樂文化使者，劉月寧已行至4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斷開拓中外傳播新路徑，用纖巧的琴竹、交錯的琴弦、悠揚的旋律融入時代語境，在世界文明互鑒中，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音樂的光芒熠熠生輝

只要看看「總榜」的首兩位，就能明白《滿江紅》擁有了一項成功的必然元素——愛國情懷。「總榜」首兩位是《長津湖》和《戰狼2》，都是由吳京主演的愛國電影，上映之時不單成為話題之作，也撩動着國民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懷。而《滿江紅》在民族英雄岳飛的光環下，本身已自帶愛國情懷，加上張藝謀的巧妙處理，更把這種感覺推到極致。

曾幾何時，香港產出過數不盡的警匪片，但鮮有像《狂飆》這樣上升到國家法治方針調整的大背景上。 把握時代脈搏，主旋律作品也能叫好又叫座。

在《給19歲的我》風波中，我們就看到因這種扭曲情緒而產生的價值翻轉──人們從一開始支持這齣描述學生的電影，到後來得悉張婉婷加入了政府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便發生了「強者─弱者」角色身分反轉，立刻轉為對張婉婷口誅筆伐，而「真相」就是學生權益不受重視。過程中只見「帶風向的人」利用人們的受害者情結任意顛倒價值，鼓勵報復和攻擊，令從眾變成加害者和鯊魚群。然而，這種操控只會成為人們轉化的阻礙，讓個體陷入無限的負向循環中，逐漸喪失活着的動力和意義。

與內地相比，香港一直沒有任何廟宇具備孔廟所應該具備的條件，孔廟文化極為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