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全球化不會將任何開放經濟體排斥在外

2020-04-20
王江雨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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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如今已經成為世界性的瘟疫。從中國開始,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正在為這個病毒的大流行付出沉重的代價。從病毒直接造成的死傷、全面停產停工和社會隔離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為治療所付出的醫療資源,以及各國政府必須全面動員的廣度和深度來看,人類為對抗這個病毒的犧牲,已經相當於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此全球規模的戰役,不可能不對人類社會做出深刻的改變。如基辛格所言,「冠狀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人類社會永遠處在變動不居的狀態,年年歲歲都會發生很多事情,其中一些事情的影響後果,足以對當時的國際局勢發展形成撞擊,調整其未來發展的軌道。所以問題不在於會不會發生改變,而是改變的程度和影響。對於作為國際社會成員的具體國家而言,必須擔心某些改變可能對本國的生存和發展,造成迫在眉睫且災難性的破壞。

某些趨勢一旦發生,就不是個別國家所能控制的,甚至可能超過所有國家和個人的影響範疇,成為所謂的「歷史發展的滾滾洪流」,裹挾着整個世界向著某一個方向運動。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大體上體現這樣的失控狀態。

具體到中國,國內外各界人士都在關注疫情對中國未來發展,尤其是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影響。在這方面,有兩種極端性的意見。來自美國的擔心主要是怕中國藉此擴大全球影響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袖。

最近《外交事務》發表的題為「冠狀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作者為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和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杜如松),認為美國政府對疫情的應對簡直就是一團糟,而中國在控制本國的疫情後,迅速為其他國家的抗役提供援助,並在這個過程中將自身定義為全球領導。

他們認為,這一局面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巴西教育部長乾脆就在推特發文,指控中國企圖利用疫情統治世界。來自西方及其附屬圈子的政治精英的這些看法,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從中國角度分析問題的許多觀察家(這也包括一些海外的華人學者),則擔心疫情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進一步撕裂中國與西方,導致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將中國排斥在外,把中國擠出全球供應鏈,使中國再次陷入閉關鎖國、淪為亞洲孤兒的悲慘境地。

這兩種頗有影響力的說法,在很大程度體現着各自從中西兩個角度看待問題的知識精英的憂患意識,和一絲「恨鐵不成鋼」的心理,其中的某些危言聳聽,帶着言說者內心強烈的意識形態偏好和議程推動意願,但都說不上是就事論事的分析。

世界局勢未來如何發展,如今很難加以具體預測,因為仍然存在着信息數據嚴重不足和未知因素太多的問題。但根據歷史的經驗和人類社會發展的一些可知的邏輯稍加推演後可以判斷,疫情還不至於造成中國的外部環境發生顛覆性的變化,不管是使之成為霸主還是棄兒。相反,疫情作為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為人類在新觀念下提升國際治理水平提供了機遇。

全球化難以終止

全球化的本質是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的流動,以及與此相伴而生的知識、觀念和文化的傳播與交換。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而是在人類社會早期就開始了,比如古老的絲綢之路,就是古代社會萌芽階段的全球化。從地理大發現開始,全球化成為一種規模現象,在殖民、戰爭、國際貿易與投資、留學、移民等活動的推動下加速發展。

早期的全球化發展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現象,即它是由商人、冒險家、殖民者和移民等來推動的,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小,起正面作用的時候可以進行配合協調,但很多時候政府也是全球化的阻礙,為其施加重重限制。

二戰結束後,美國所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國際經濟體系,包括關貿總協定(後演變為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其核心宗旨就是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和規則,來保障生產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動。這是人類社會首次在國際層面,建立一系列綜合全面的規則來促進全球化,並在國際法上賦予其正當性。但這並不改變全球化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現象的本質,即全球化在任何時候都是由投資、貿易和人員流動所體現的。

我們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全球化本身是難以終止的。產生全球化的第一動因,是分處不同地域的人類社會互相知曉了對方的存在,那麼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交流都是不可避免而且永遠不會停止。即使是戰爭,也只可能暫時性地減緩交往,但不會永遠隔絕互知的世界。

第二,由於全球化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現象,只要一個經濟體自身保持對外開放,就不可能被排斥在全球化過程之外。自身開放,自然就會吸引來資本、貿易和人才,也自然而然會與外界進行生產要素的交換。

相反,那些希望將其他國家排斥在全球化之外的國家,必須首先將自身封鎖起來。在我們當今這個世界,自我封鎖程度很高的國家大概就只有一個朝鮮了;而作為開放發達經濟體的歐美國家絕對做不到這一點。換言之,一個簡單的道理是,開放的歐美,絕對無法將開放的中國排斥在全球化之外,反之亦然。

如美國國際關係學者艾肯伯里所形容的,二戰之後保障全球化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一個「易進難出」的體系。這一國際秩序的兩大原則確保了它的基本開放性。第一,它是規則導向的,在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有成體系的、高度技術化、可操作性強的國際法律規則來保障運行。第二,它以無歧視作為基本規範。首先進入這個體系很容易,只要拆除本國的壁壘,接受體系規則就可以。其次,除了一些例外,對任何進入這個體系的國家,規則基本上是無歧視地適用的。

這兩個原則,雖然是在美國的主導下建立的,但其運作並不受制於美國。美國要停止這些開放原則的運作,必須徹底打破現有的國際體系,但這種極端情況代表着也不存在美國領導的全球化了,排斥任何國家就無從談起。

資本不會放棄有巨大市場國家

資本的擴張仍然是全球化的基本動因。資本的目的是追求增值、謀取利潤,而增值和利潤只有在運動中才能實現。資本家有國籍,但資本不受國界限制,而是會奔向任何能夠產生利潤的市場,即使冒着巨大的風險。規模大而開放的市場,往往利潤穩定而風險低,是資本活動的最佳場所。

國家在不同的情況下,當然會根據自身的需要對資本加以限制,但除非實施嚴密控制的計劃經濟,國家是無法操縱資本的,反倒往往受到資本的操縱,為資本保駕護航,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體所在。

這種情況下,只要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堅持對外開放,敞開大門吸收外來的資本和技術,自身永遠就是全球化的一個部分,不會被任何國家排擠出去。

不存在鐵板一塊的陣營

越來越多的嚴肅學者開始談論「中美脫鉤」甚至是相互為敵的現實可能性。中國國際政治學家王緝思最近指出,中美關係如今矛盾不斷,日益緊張,很有可能從全面競爭走向全面對抗;而後一種局面所引發的代價極大,因為「雙方深度融合的經濟、文化、社會交往等不得不強行拆分」,其效果是「反目成仇」。

美國經濟學者文貫中認為,結合以前的發展,「這一輪全球化已經終結」,經濟全球化將由目前的「一個世界」蛻變為「兩個陣營,三個世界」。一個陣營由自由市場經濟體組成,其成員是西方發達國家,奉行「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三零原則」和信息的自由流動;另一個陣營是由中國主導,以「一帶一路」為依託,奉行混合經濟、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國家社會主義。這兩個陣營會涇渭分明,互相排斥,走向冷戰甚至是更大的災難。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中美會不會脫鉤和互為敵人?很顯然,中美在經濟和某些其他方面已經融合緊密,這是論者都承認的。這樣的結合,什麼樣的力量可以將其完全徹底分裂?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任何一國政府都沒有這樣強大的「上帝之手」。

在高科技和一些戰略性領域,可以認為雙方都有願望擺脫對對方的依賴,政府也會採取一定的保護主義措施和產業政策,但這樣效果如何還很難說,也更加談不上將兩國經濟完全隔絕。其次,本文關於全球化部分的論述也適用於中美關係,只要中國是開放的經濟體,美國就無法有效阻止中美之間的貿易、資本和人員往來,完全脫鉤無從談起,因此成為敵人更沒有可能(當然,這一點不排除雙方因為其他地緣政治的衝突為敵)。

文貫中的「兩個陣營」的說法,如今已經成為西方某些學者看待中國與西方關係的老生常談,但無非是昧於事實和邏輯的驚悚之語。

首先,所謂的「三零」陣營根本就不存在,西方國家對此並沒有達成共識。特朗普的基本理念是保護主義,他和中國大打貿易戰,和歐洲與日本的貿易摩擦也並沒有消停。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與它的西方盟友之間的貿易壁壘總體是在增加,而不是在減少,離「三零」頗有距離。

第二,「自由經濟體」所組成的「西方」,在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時並不是鐵板一塊。如同中國在全球化中獲益良多一樣,西方各國也從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中獲取了巨大利益,幾乎不會有任何西方國家為了一個空虛的「陣營」名頭而斷絕與中國的來往。再者,中國經濟體制雖然仍需要深度改革,但在全球化和對外開放方面並沒有自我封閉,近幾年在貿易關稅和投資壁壘降低方面更頗有進步。

第三,也不存在鐵板一塊的「東方陣營」或「一帶一路陣營」,就算有,這個陣營的絕大多數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也與西方有着密切的經濟往來,有些往來會比西方陣營內部更為密切。

第四,如一帶一路這樣的經濟圈,其宗旨也是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符合「三零」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則「一帶一路」作為一個區域性的倡議根本無法存在。換言之,對立的「兩個陣營」本來就是子虛烏有的說法,而不是現實的存在。根據意識形態偏好對不同的國家貼這樣的標籤,無助於有意義地認識這個世界。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即使中美兩強因為激烈的競爭而形成兩極,大多數其他國家,不管是西方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會義無反顧地投入某一個陣營,而會採取「對沖」戰略,反過來利用中美的互相制約,給自己創造最大的活動空間。即使必須選邊,它們也只會在具體的事項上選擇支持某一方,而不會成為某個陣營的成員。

保持警惕,保持開放

這個時代的人們看到了太多的驚濤駭浪,面臨著太多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世界所面臨的變局是由中國的和平崛起所引發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冉冉升起,勢必遇到既有強權的抵制。

如美國著名主持人和時政評論家扎卡里亞所指出的,美國的兩黨、軍方和知識精英已經達成共識,無論經濟上還是戰略上,中國對美國均構成重大威脅,對此美國之前的對華政策已告失敗,必須建立新的、更強硬的戰略來遏制中國(《外交事務》2020年第1期)。對美國的強硬派來說,將中國擠出全球化進程,與中國脫鉤並建立「統一戰線」對其加以遏制,是擺在桌面上的選項之一,對此中國不能不有所警惕。

破解這種局面的「靈丹妙藥」是加大對外開放,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為工商業提供最好的經營環境,使中國市場成為全球資本、技術和人才的嚮往之地。這樣的中國,無須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亦足以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中成為列國所歡迎的領導者,無需擔心被任何其他國家排擠出去。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中國法與比較法中心主任)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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