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從強檢爭議,談何謂建制派

2020-12-14
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福山智庫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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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制派在立法會「總辭」後,建制派KOL之間便逐漸出現分歧,特別是所謂的新冠第四波疫情爆發之後,不論央媒、內地抗疫專家鍾南山,以及建制派均提議香港推行強制全民檢測,但是被特首林鄭月娥斥為「口號式提倡」、「無科學根據」和「不可行」之後,更使得矛盾全面激化。

例如:被視作建制派KOL的屈穎妍直接撰文炮轟林鄭,並指「如果政府把市民引向懸崖我們還要拍掌叫好才叫建制派,那我絕非一員」。另一邊廂,電台主持霍詠强則指自己未來一年裡會「盲撐林鄭」,並指凡政策都有正面效果和缺點,作為建制派最先看到、最先強調的必須是正面效果,如果先質疑負面問題,便不是建制派,而是反對派。

廣義與狹義上的建制派

不諱言的說,屈詠妍和霍詠強的說法,都有一些問題。其實,建制派之所以稱作建制派,一來是他們本身是現行建制的一員,二來是他們支持現行的建制,即是《基本法》規定下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廣義上而言,即使是坊間慣稱的「反對派」,他們只要是擁護《基本法》,承認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且依照現行建制下的法律參政議政,他們都是建制派。這一說法,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便曾提過。

當然,坊間慣稱的建制派,通常是以狹義來理解,例如他們比較傾向支持現屆政府依法施政。然而,這又是否代表狹義上的建制派,便必須是政府提出任何政策,他們都必須支持,甚至連批評政府都不可以呢?愚見認為不是,建制派的終極目標,是使到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而不是擁護某屆政府的領導班子。假如某屆政府提出或否決某項政策,最終會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建制派絕對應該是其是、非其非,而不是所謂的「盲撐」。

批評政府便不是建制派?

是故,判別一個人是否狹義上的建制派,決非對方有否先為政府推行或否決的政策辯護,而是批評的同時有否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另一方面,不是但凡政策都有優點和缺點,例如:政府在二月推行檢測令時,容許入境者接受居家隔離時跟家人同住,並准許其同住家人離開居所,便是從防疫角度上全無優點的做法。

另一個較近期的例子,便是政府終於推行禁閉式定點酒店隔離政策的同時,竟然要拖到月底才正式施行,這種拖延也是怎樣也找不到任何優點。假如有人認為,為政府的防疫慢三拍說好話,才能稱得上建制派的話,煩請對方解釋一下,這樣的慢三拍,除了方便海外港人回港渡聖誕之外,對於防疫究竟有何好處。

港府視建制派為盟友嗎?

至於有人提到港府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管治權威被嚴重削弱,施政得不到足夠支持,這一說法是見樹不見林。其實政府的管治問題,某程度上受到香港現行的政制設計所影響。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其領導班子在立法會內沒有票,因而必須招攬建制派政黨領袖加入行會,從而組成執政同盟。與此同時,建制派政黨必須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議席,才能在議會內支持政府的法案通過。

在這情況之下,當有人宣稱政府施政得不到足夠支持的同時,其實又是否應該說說:政府有否視建制派為執政盟友?有否尊重過這些盟友?在政策醞釀過程當中,究竟又有否事先諮詢其盟友的意見?有否考慮政策的推行,對其盟友的選情有無影響?對於盟友提出的建議或意見,政府即使不接納,又有否事先跟對方溝通並取得共識?

以今次引起爭議的強制全民檢測為例,先不論強檢是否真的「沒科學根據」和「不可行」,特首打算拒絕建制派政黨的強檢建議前,為何不是選擇事先跟其盟友透透聲氣,而是直接公開「回懟」?這是把對方視為盟友的行為乎?此外,特首拒絕了建制派的強檢建議後,又不能提出更有效方法查清藏在社區內的隱形傳播鏈,這又讓他們如何「轉軚」支持政府不搞強檢呢?政府又有考慮,建制派若是這樣夾硬「轉軚」,對未來的立法會選情有無影響?

管治權威與政策邏輯一致性

所謂的管治權威方面,其實是會受政策的邏輯一致性影響。例如上年推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政府最初給出的理由,是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但是後來政府把移交的刑期門檻加至七年,這便是自相矛盾。又例如今次的強制全民檢測,特首現在說強檢「沒科學根據」和「不可行」,但是政府之前又推行過一次自願性的全民普及檢測,這又該如何解釋?當政府的言行時常自打嘴巴時,管治威信又如何確立?即使人家有心為政府說項,又能從何說起?

香港問題非某一人之過

由是觀之,所謂「盲撐」政府,本來便是在野反對派扣給建制派的帽子,有人若是認為「盲撐」政府才是建制派,這人要不是低級紅,便是高級黑。然而,屈穎妍單純地把香港現時的管治問題,歸咎於現屆特首一人身上,也是把香港問題簡單化。事實上,香港廿三年來的各樣深層次矛盾,早已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背後亦涉及複雜的地緣政治和國際政治因素。面對如此波雲詭譎的政治環境,香港問題絕非特首一人之力能夠悉數化解。

另一方面,防疫上政策上的甩漏和左搖右擺,責任也不能純粹歸咎於特首一人身上,例如:之前的家居隔離和酒店隔離漏洞,主要責任其實應在食衛局局長身上,又例如特首決定不推行強制全民檢測前,便諮詢過四名所謂的政府醫學專家意見。此外,崇洋式的精英主義,對於內地心存成見,亦是一種社會常見現象。是故,香港在抗疫上不肯仿效內地的一套,實乃是舊有觀念上層建築所產生的反作用力,決非純粹是某一個人之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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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成科  2022-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