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本來應該是一份特別有道德抱負的專業。因為身為法官，依法審理案件，演繹法律規條時，往往為社會的操守定下標準；這份專業責任假如尊而重之，重千斤。這樣的一份專業、職業，對社會影響深遠，理論上應該有從嚴從苛的入門門檻。然而奇怪地，香港近年入職為法官的門檻卻愈降愈低。

王志民的「行埋論」就是曹二寶「兩支管治隊伍論」的通俗版和升級版，民主派雖然批評「明刀明槍干預香港事務」，但與十年前相比，社會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波瀾，因為大家都體認到一個事實——中央認為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作為中央駐港最高機構，西環要「行埋」，中環即使想抗拒，也有心無力，只能半推半就。

無論中央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一直強調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的意義，是促進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難道這不是一個有政治價值的工程？不是一個增進市民福祉的民生工程？而是一個一定要賺錢的商業工程？如果真的要讓「一小時生活圈」成真，真的要讓兩地融合，難道政府還打算在這條路上面賺錢？

今次海麗事件的成功，讓工人獲得應有的回報和合理的待遇，局中人能夠為他們爭取發聲機會、認識法律等，絕對是一個完美的案例。這也是公民社會成熟的體現，而不是讓弱勢社群終日受逼害和剝削。

隨著全球化及網絡的普及，近年泛民在許多議題上愈來愈偏好利用跨國網絡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進而對港府以至中央政府的行為施加各種影響。但本港媒體和學界似乎罕有對此作出深入的探討。

假期幾天與三五知己晚晚看英超，看著利物浦沙拿的勇態，不禁讓人想起謝拉特已經是幾年前的隊長了。回看早前在泛民九龍西初選論壇中，民協馮檢基說在球場上需要有老將的經驗，就好像以往德國隊的簡尼、意大利的馬甸尼，這讓筆者不得不懷疑，馮檢基有沒有安裝英超頻道，而筆者也馬上想起譚國僑失敗，莫嘉嫻退黨的事。

在「一地兩檢」問題上，本來法理問題不難解決，但一些法律人士仍然糾纏不休，與其說他們不理解中央的權力，不如說他們至今仍然拒絕承認香港的憲制新秩序，甚至將香港視為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

「民主動力」在1月14日的初選設定投票門檻，要求投票者出示身份證和住址證明，以此阻止非新界東和九龍西的居民投票，是絕對可以理解的。畢竟，今次初選設立目的，是要探知兩區居民的投票意向，自然不能容許其他區的市民投票。然而，「民主動力」召集人趙家賢，卻將投票門檻的設定原因，說成是「防止建制派種票左右初選結果」，便是十分荒謬。

甚麼是澳門精神？拜讀羅金義主編的《回歸20年：香港精神的變易》一書時（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不禁讓筆者不停思考，到底甚麼才是澳門精神呢？如何定義澳門精神？

「寧左勿右」是中共傳統政治的弊病！因為左是方法的問題，右則是立場問題。領袖提出「意識形態要敢於亮劍」，就出現了不少部門和官員胡亂亮劍的鬧劇，最近的林心如事件就充分折射了這一點。